“发挥金融所长”的市长与金融改革的框架

　　天津金融改革创新方案的制定、谋划与实施离不开时任天津市市长的戴相龙，他是灵魂人物。

　　2002年12月30日下午，当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东明在天津市领导干部会议上介绍戴相龙简历时，全场屏声静气。中央决定：戴相龙同志任天津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提名为天津市市长候选人。

　　戴相龙表示，中央决定我来天津工作，为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锻炼机会、奉献机会。我长期从事金融宏观调控和监管工作，将尽快转换角色，适应新岗位。运用金融工作经验，为天津经济建设服务。全身心融入天津人民的伟大事业中去，不辜负天津人民的殷切期望。

　　2003年1月24日上午，天津市第十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代表全票选举戴相龙为天津市市长。

　　2006年7月，戴相龙在记者的一次采访中，解开他赴任天津的一个“谜”：来之前，中央领导与我谈话时就说，发挥你的金融所长。

　　记者曾询问，也几次听到戴相龙谈到“央行行长和直辖市市长有什么不同”。“钱少压力大，”戴相龙感慨，不同之处很多，中央银行用的是发行货币的钱，几亿元、几十亿元的用，碰到通货紧缩时，还怕票子用不出去。当市长用的是收税来的钱，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算着用，总是不够花。一个国家只有一家中央银行，中国大大小小的市长有600多位，天天面临实力的比较，要比GDP，比财政收入，竞争压力很大。

　　为了了解实情，戴相龙每天上班，不总走一条路，就想多看看。“东张西望”，戴相龙说，“我过去在人民银行工作，坐在车里走长安街，一般是不看街上的，我要做功课，准备回答总理的提问，看文件想事情。我到了天津以后，坐在车里，上面看看空气怎么样，下面看看地下干净不干净”。所以，常听他讲到，某处灰尘滚滚，哪一个地方“白色垃圾”塑料袋乱飞，督促解决。

　　2003年11月3日，戴相龙在市政府会议楼接受韩国《中央日报》社北京分社的采访，提问者是韩国前财政部副部长、北京大学客座教授郑德龟。

　　郑德龟问，天津最近的发展势头是由大量的投资来驱动的。我知道你曾经担任过中国金融政策的最高领导——人民银行的行长。你能从中央政府拿到财政拨款，是不是跟这个背景有关系？

　　戴相龙坦率地回答，我曾经当过中央银行行长，可能有些人对天津市政府会给与信任和支持，也可能会增加一些贷款，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天津有商机，商业银行自主决定给天津贷款。所以有人说我是财政市长，这不确切。我没有带钱来，但带来了一些工商界的朋友。

　　时任中国银监会主席助理王兆星2006年9月5日在天津滨海新区面对几十家外资银行负责人说，天津市市长戴相龙是金融方面的专家，原中央银行的行长，对国内和国际的金融非常熟悉，对金融发展规律，国际金融发展的趋势都非常熟悉，这对于政府提供一个有利的金融环境是一个非常好的条件。

　　从戴相龙到天津担当市长起，凭着长期金融宏观调控和监管的经验，他直指我国金融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的病原，“主要原因是融资机构不够，资本发展不够，许多钱不能转化为社会资本。具体来说就是直接融资比例太低，间接融资比例太高。”所以，他在各种场合、公开的内部的会议，直至向中央领导的汇报，反复阐述：大力发展直接融资，让老百姓通过中介，成为投资人与股东，存款转入资本金。这是“三个代表”最生动的体现,老百姓当上小老板，也是代表。

　　2007年戴相龙在天津市金融工作会议上说，199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主要是金融治“乱”；2002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重点在金融改革；200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立足在金融创新。选择地方试点，就在天津滨海新区。

　　戴相龙和天津市负责同志统筹协调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的起草，在2006年9月7日第一次上报国务院后，于9月9日在泰达万丽酒店举行的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与金融改革创新高峰会议上，第一次公开、系统地将金融改革创新的目标、定位亮相。讲稿是他一笔一划撰写修改的，他在前排伏案的背影至今清晰地留在记者的记忆，他演讲的讲稿还留在记者的手里。

　　戴相龙说，目前我国金融业改革发展中还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一是直接融资比重低，投资渠道狭窄。“十五”期间，我国企业债券和股票等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重一直徘徊在10%以下。直接融资比例过低，间接融资比例过高，造成社会资金结构失调，资本金紧缺，信贷资金过多。据经济普查统计，我国二、三产业总资产(不含金融资产)为56万亿元，资产负债率为58%。按审慎会计原则计算则超过58%。2005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9万亿元，按40%资本金计算约为3.6万亿元。资本金靠外债和民营企业投入是远远不够的，其结果，既妨碍企业产业、技术、组织结构的优化，也增加了银行信贷风险，降低了全社会资金利用效率，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是国内金融企业实行“分业经营”，与客户需求和金融市场的竞争形势不适应。1986年，国务院决定重组交通银行，并进行全面综合经营的试点。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由于金融违规严重，我国停止这方面的试验，银行业与所办的信托投资公司等脱钩，对银行、证券、保险业实行分业经营。这项措施对防范金融风险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经济和金融业的发展，分业经营的缺陷也越来越明显，迫使金融企业要加快开展综合经营改革。一方面，是适应国内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迅速发展的需要。企业集团除经营主业外，正在不断扩大资本经营，增强经济保障能力，要求金融企业提供综合性服务；另一方面，也是适应与国外金融机构竞争需要。到2006年6月，已有21个国家和地区的71家外国银行在我国24个城市设立了183家分行，总资产已近1000亿美元。这些国际大型银行的母公司，皆为综合经营，我国金融企业是分业经营，难以与其竞争。

　　三是人民币存在升值的压力。为解决这些问题，金融创新已成为当前金融改革的发展重点，新区可成为全国金融改革创新基地。

　　戴相龙提出，国务院《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将金融改革创新，作为通过综合配套改革推进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近期工作重点之首，在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和金融开放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原则上可安排在天津滨海新区先行先试，由金融改革带动和引领其他方面的改革，这充分体现了“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的重要作用。金融改革创新就是要在重大金融改革上先行先试，在金融改革的难点、重点方面攻坚突破，提高金融机构的服务功能和竞争能力，参与到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去。

　　戴相龙说，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从滨海新区的实际出发，新区金融改革创新总的思路确定为：按照科学审慎和风险可控的原则，以扩大直接融资和增强金融企业综合服务功能为重点，积极推进金融综合配套改革，建设与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和全国金融改革创新基地，为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金融体制，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参与经济全球化提供经验。

　　戴相龙介绍，天津滨海新区的金融改革创新的近期重点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突破：

　　一是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方式有三个：第一，在搞好渤海产业投资基金试点基础上，鼓励发展各类产业基金，发展创业风险投资基金，进行房地产投资信托试点，发展集合资金信托业务，把天津逐步建成我国产业基金发行、管理和交易中心；第二，在完善市场运作手段和控制风险条件下，进行企业债券和短期融资券发行制度改革试点；第三，开展房地产、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等资产证券化业务。同时，要论证和开办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柜台交易，完善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

　　二是开展金融机构的综合经营。第一，允许有条件的商业银行在天津设立机构办理证券、保险、金融租赁业务；第二，允许保险企业集团或以保险业为核心的金融控股公司到天津成立机构办理银行、证券业务；第三，整合天津现有各类地方金融企业的股权，设立金融控股公司，控股参股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企业。

　　三是创新和完善金融机构体系。天津进行金融改革创新，立足于对现有金融企业进行改革，增强服务功能和竞争力，而不是多建新的金融机构。利用天津现有金融机构和有些金融机构转轨之际，论证和组建主要为低收入者提供贷款购买90平方米以下住房的住房信贷银行，在国家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和商业银行提供按揭贷款外，创建居民先存后贷、引存定贷的住房信贷，三合一，形成和现有商业银行按揭贷款、住房公积金中心分工合作的住房信贷体系；组建为先进制造加工业和交通运输业服务的金融租赁公司；组建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服务公司。

　　四是外汇管理改革。目前我国已是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外汇的增加，增强了我国综合实力和抗风险能力。但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滨海新区可在解决国家外汇储备过多带来的问题，促进国际收支大体平衡，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等方面进行探索，现在时机正好。第一，改进外汇经常项目监管方式，改变强制结售汇制度，逐步取消核销制度，实行居民和企业意愿结汇和自由购汇；第二，放松资本项目下外汇管制，探索在一定区域一定限额下的资本项下人民币可兑换；第三，扩大外汇使用，放宽人民币购汇。通过合格投资机构，将人民币换成外币，扩大对外投资；第四，开办离岸金融业务。

　　2008年3月，国务院批复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中有关“推进金融改革创新”的基本思路、重点改革内容，与戴相龙所述的框架相同。

　　在这里，戴相龙没有提天津建立北方金融中心的目标。他在天津最突出的一次提到此目标是以“代市长”身份在2003年1月天津市第十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其中说：“推进北方重要金融中心建设”。这一信号传出去，戴相龙说，“戴某人脸上火辣辣的。”

　　作为曾任的央行行长，戴相龙深知“金融中心”意味着什么。在2007年，世界金融中心伦敦和纽约金融业增加值分别占生产总值总量的16.5%和26.8%，国内金融中心上海金融业增加值占城市生产总值的7.8%，而天津只有4.1%，北京央行、各大商业银行总行及监管机构聚集，“与天津相距这样近，你怎么可能还是金融中心？”为此，戴相龙作过许多次的阐明，天津滨海新区金融改革目标是建设与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和金融改革创新基地。再也不提“北方金融中心”。

　　不过，国内有的专家，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伯溪指出，国务院批准天津的城市定位是“北方经济中心”，包含金融、贸易、物流中心的含义。戴相龙听到后，并未直接回应，他认为，“北方经济中心”应该是北方的现代制造业中心和研发转化中心、国际航运和物流中心、贸易中心以及金融改革创新基地，明显地避谈“金融中心”。

　　2007年7月6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争夺亚洲头号金融中心的竞争已经展开》报道，其中说，“1949年解放前，上海是亚洲的主要金融中心之一，现在上海似乎下定决心要夺回这一地位――虽然多数人认为得经过一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此外，中国当局还想把天津发展成一个商务和金融中心，而首都北京也必定会加入这场争当亚洲最有影响力的金融中心的竞争”。

　　2008年11月21日，已任全国社保基金理事长的戴相龙在第八届天津市大学生现代经济与社会发展季谈会上，点评一名学生有关建设“北方金融中心”的发言时表示，别“你也是中心，我也是中心”，天津是北方经济中心，可以建立与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和金融改革创新基地，你是试验区、创新基地谁也不会反对，你先干起来，干起来再说。或者是心里想，实际干，嘴上不说。你还没干出来说什么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