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滨海高新讯 “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这是唐代诗人杜甫所作的《后出塞》，描绘的是一幅天津地区唐代海运的繁盛景象。当时众多军饷集聚海口转输，原称刘家台古城的沿海小城镇一带，统称“军粮城”。
“晓日三岔口，连樯集万艘。转粟春秋入，行舟日夜过”，这几句则是元代诗人张翥的诗句。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三岔河口转运漕粮和商品集散的繁华盛况。
1860年，天津被正式开辟为通商口岸，英、法、美三国首先在天津“紫竹林”一带圈占租界，兴建码头，谋求“国中之国”的殖民特权；“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从塘沽码头登陆，攻占天津，并于1940年10月25日正式开建塘沽新港。
事实上，无论是“军粮城”、“三岔口”，还是“紫竹林”、“塘沽新港”，在港区重心不断迁移，历经繁盛、走出硝烟后，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称，那就是———“天津港”。
从“钱春”到“孔祥瑞”
在天津港博览馆“历代楷模天津港发展的脊梁”部分，可以看到一位上世纪50年代劳动模范的许多奖章。这位劳模叫钱春，是天津港第一代劳动模范，港口装卸工具专家。到他逝世前，他连续多年获得天津市劳动模范、天津市特等劳动模范、河北省先进生产者、全国交通系统先进生产者等称号，并两次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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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60年代正在装卸作业的天津港工人 |
“开港初期，没有什么工具，只能靠码头工人繁重的体力劳动进行作业，为了减轻劳动力，钱春自己画草图、做模型，改造了装卸工具，如抓斗(散货用)、钢丝扣等。当初的一些成果，有的现在还在用。”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宣传部王广荣告诉记者，“闭合式抓斗，一抓就是两吨，这是人力不可能办到的。”
与钱春的奖章、证书、照片等同时展出的，则是新时期知识型产业工人、全国劳动模范孔祥瑞的照片、证书、奖杯等。在港口作业设备已高度现代化的今天，孔祥瑞的研究成果则主要围绕现代化设备如何更高效、更安全等进行。
“两代劳模，就能体现出港口的变化。”王广荣表示。
事实上，1968年便到天津港工作的王广荣自己就亲身经历了这个变化。刚到港口时，王广荣也做过装卸工人，需要下舱干活。“古巴的糖，听起来好像很松软，但实际上最让人害怕，一到冬天，就和石头一样硬，200斤的石头啊。”200斤的“石头”，只能靠人力抗，而那时王广荣的体重还不到100斤。“我们还总结了‘扛包’的诀窍，就是远搭近抗高码垛。”即视货物所在位置离卸货点位置的距离来选择工种，远距离就选择帮人往肩上搭货，近距离就选择抗包，如果货堆高，则最好选择码垛的活。“博览馆还展出了老码头工人‘三件宝’：手钩、垫肩、破棉袄，就是以前工人们生产条件的真实写照。”
1974年4月到天津港工作的天津港第一港埠公司装卸支部书记刘景山也对那段岁月记忆犹新。
“我在天津港工作了36年，有时都不大相信港口可以发展那么快。”他回忆着，“那时不论是化肥、粮食、盐包、糖包、碱包都靠人力，食品、手工艺品、晴纶丝、涤纶丝等都是好几百斤一个大包，特别容易出工伤。”一个工班两个队，310多人，再加上来支持港口建设的军人270人，共580人，8小时作业，都是靠拼体力。“设备也不太好，比如吊车通常都是5吨、10吨，最大的是25吨，现在最小的都是25吨，最大到了40吨。”
王广荣和刘景山都清楚地记得，转折发生在1984年。那一年6月1日，天津港实行“以收抵支、以港养港”的政策，扩大天津港经营自主权。有了经营自主权，有了资金，天津港开始提速发展。
“更新机械设备，扩大港口规模和等级，工人们的生产条件大大改善。”刘景山向记者举例道。现在装卸大型包装袋，3个人足够，一个人挂钩，两个人码垛。以前310人只能开16条作业线，现在140人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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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港滚装码头 |
据统计，目前，天津港共有生产设备3000余台，其中拥有各类大型装卸设备300余台，拥有世界最长的长距离曲线皮带机等一大批大型专业化设备。
渐渐淡去的“抢水”
在记者对王广荣和刘景山的采访中，“过驳”和“抢水”都被不断提及。
原来，天津港过去由于码头等级不高，极易淤积，搭载着较重货物的船，或者选择在大沽口锚地由驳船公司将货物从船上卸下，过驳到小船进港，或者选择乘着潮水进港靠岸。为了使船不陷入淤泥，就必须在潮水退去之前卸下部分货物，使船体减轻，以免陷入泥里船体受损。
“抢水是非常紧张的，必须要在12小时内完成。”刘景山描述起那幅场景，“一条船，5个舱门全开，一条作业线21个人，共105人，就怕来不及在退潮前完成，船体受损可是要赔钱的。”
现在，“抢水”已慢慢地从天津港的日常作业中淡去。而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便在于天津港的深水化，港口规模的扩大，以及港口等级和航道等级的不断提高。
长期以来，天津港打破“深水深用，浅水浅用”的观念束缚，在全国沿海港口率先完成了对老码头的改造，港口深水化、大型化、专业化步伐不断加快，相继完成了10万吨级、15万吨级和25万吨级航道建设，港口等级由5万吨级提高到25万吨级，30万吨级船舶可以乘潮进港，创造了在淤泥质海滩建设深水港的奇迹，天津港已成为世界上等级最高的人工深水港。
伴随着港口规模不断扩大，航道和港口等级不断提升，天津港的生产量增长也呈加速发展态势。
“和我来港时相比，真是天差地别。”刘景山告诉记者，1974年天津港实现吞吐量1000万吨时，全港上下载歌载舞，开庆功大会。1993年，他参观一个天津港发展的画展，画展提出2010年天津港将成为亿吨大港，“当时我还不太相信。”这一当初不太让刘景山相信的目标，早已在2001年提前9年实现了。
在一次访谈中，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介绍了天津港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1952年—1957年，是天津港的恢复发展时期，1958年—1978年，是天津港的曲折徘徊时期，从1979年—1991年，是天津港的稳步增长时期，从1992年—2001年，是天津港的快速发展时期，而从2002年至今，则是天津港的跨越发展时期。
1989年到1993年港口吞吐量用了5年时间突破了3000万大关。1994年—1996年连续3年，每年跨越一个千万吨级台阶，2001年天津港货物吞吐量突破1亿吨，2004年实现吞吐量2亿吨，到了2007年，天津港实现吞吐量3亿吨，2008年更达到3.56亿吨。
不只能“赚钱”
天津港的规模等级扩大了，吞吐量提高了，天津港职工的收入待遇、生活条件也大大改善了。
“我刚来的时候，工资每个月只有35元。”刘景山告诉记者，特重体力劳动的工资，也只有50元，这样的工资收入水平，一直持续了10年左右。
“直到体制改革，实行计件后，工资逐渐多起来。”刘景山算了算，“现在工人的收入是过去的200—260倍啊。”
感受到这一变化的还有农民劳务工。
天津五洲国际码头有限公司装卸队队长苏献凯1986年从山东乐陵到天津港工作，“当时的想法只有一个，就是赚钱”。
在带缆组工作了4个月后，苏献凯要求调到装卸队，因为那里赚得更多。“提倡多劳多得，我不怕苦不怕累，能赚钱就行。”1987年，他一个月的收入是300多元。
那时，住在集体宿舍，只有公用卫生间，在食堂吃饭。“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一毛五分钱一份的菜舍不得吃，一个13、14人的班组，买鲜虾酱，用炉子煮熟一起吃。”
现在，他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与当初“赚钱”这个目标相比，苏献凯在天津港收获了更多。
2004年，苏献凯在塘沽区前卫里买了一套60平方米的二手房，两室一厅的。2005年，他还买了车，乐呵呵地开着车回老家探亲。2006年，他被评为天津市劳模范。2007年，他在贻泽园又买了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当年，他的户籍也转到了天津。
事实上，由于天津港“发展港口，成就个人”的企业文化，许多外来务工者都拥有了更多机会。
更为重要的，是天津港给农民工营造一个“家”的感觉，天津港从生活上关爱农民工，在休息环境、休假制度、爱心捐助等方面为农民工提供便利，实现农民工带薪休假(探亲假)制度。
“感谢天津港，给了我成就个人的发展机会。”苏现凯表示，“我愿意继续与天津港共同成长。”(记者陈西艳 通讯员王广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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