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才18岁，家住南楼村，就是现在的天津日报大厦所在地。”老人说，“那时我在附近的上海纱厂上班，就是后来的棉纺四厂。”1944年底的一天，一伙日本兵冲进“上海纱厂”，把正在车间织布的田捷元抓走了。“一起抓走的一共有三人，现在那两个人都没了，就剩我一个了。” 

　　“我们是坐着小火轮去的日本，起初定的目的地是九州，计划走一个星期。”老人记忆力超级好。“我们的船上只带了一个星期的吃的，哪知路上遇上了美国的战船，日本人临时改道绕行，结果在海上走了两个星期才到，东西不够吃，每天只给三两粮食。” 

　　在日本，田捷元被押到北海道的平和矿业所真谷地矿第四场点做苦工。“当劳工太苦了，3个人一组每天下煤矿，必须挖21车煤，挖不到不能上来。”老人说：“每天只给我们每个人六两粮食，一两一个的窝头，一顿两个。早晨吃完下矿，带两个窝头中午在矿井下吃，晚上回来再给俩。”工作辛苦，吃不饱穿着不暖，病了不给治，劳工数目迅速衰减。“我们那一批一共去了400多人，半年多就死了60多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后，田捷元才得以回国。“父母都在家里等我呢，他们万万没想到我还能活着回来。”此后，田捷元又回原上海纱厂，即棉纺四厂上班。1979年，田捷元在该厂原料与成品科退休。　

　　田捷元目前身体硬朗，思维清晰，只是耳朵有点背，戴上助听器不影响交流。从2003年起，他就开始四处奔波，为自己当年的苦难劳工经历讨说法。2004年，老劳工邵义诚对日索赔二审胜诉，本报在追踪报道的同时，还组织了邵义诚等人的读者见面会。田捷元是积极参与者之一。田捷元说：“我一定要好好活着，等着讨到说法那一天。”（记者  高立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