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滨海高新讯 这两天,“中国红十字会被质疑截留日本对中国劳工赔款”的消息引起广泛关注。尽管报道中明确提出引起质疑的为“花冈和平友好基金”,而中国红十字会也进行了公开回应,仍然引起不少天津市民的关注。连日来,不断有市民向本报询问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城市快报》一直追踪报道的天津籍老劳工邵义诚索赔得来的补偿款去向?跟中国红十字会有没有关系?昨天(10月21日),记者为此采访了西松安野友好基金运营委员会委员邵义诚,请他就读者关心的问题进行解答。
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和解
据介绍,2009年10月23日,天津劳工邵义诚等在日本东京简易裁判所接受日本西松建设公司的和解。对方在协议中向中国劳工谢罪,并表示将在当年劳工受奴役的地方建立纪念碑,同时设立2.5亿日元的基金,用于对360名劳工的补偿。这是以邵义诚为代表的中国劳工对日索赔16年以来,首次得到来自“西松建设”方面的上述表示;也是继“花冈和解”之后,第二次达成和解协议的索赔案例。有别于“花冈和解”,此番“和解”日本企业公开谢罪并补偿,因此被某些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界人士称为首例“真正意义”上的和解。
邵义诚表示:“在说法讨下来之前,我每次赴日本维权的费用均出自有正义感的日本友人及爱国华侨的捐赠,其中日本教师居多,因此,我几乎每次去日本都要去教育工会例行拜访,表示感谢。”补偿款下来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今后,所有的开销都要从这笔钱里出了。”邵义诚指的是寻找劳工及劳工家属分期分批赴日本祭奠等的费用。
这笔补偿款如果简单除以360份,那么每笔补偿款应该在70万日元左右,而事实上每名劳工拿到的只有60万日元,差额部分包括“西松建设”为修建纠纷碑单独拿出的1000万日元,寻找中国劳工及遗属及劳工代表赴日祭奠的费用。中日双方工作人员、律师不从中获取任何收入,一应开销均与劳工有关。
寻找劳工花费实报实销
为了便于管理,相关索赔支持者、志愿者、劳工等组成了西松安野友好基金运营委员会,安野中国受害劳工联谊会会长邵义诚是委员之一。补偿款发放负责人是河北大学教授刘宝辰。日本友人川原洋子是总会计。一应款项委托给坐落在日本的人权基金会代管,该人权基金会收取少量费用。任何人不经运营委员会制度通过,无权动用这笔钱,且与中国红十字会无关。
据了解,刘教授从1992年起就接受日本友人的委托寻找曾被强掳到安野的受害劳工,邵义诚也是他找到的。可以说,刘宝辰是推动邵义诚等人索赔事件的几个关键人物之一。现年62岁的川原洋子是中国劳工西松建设裁判支援会秘书长,她在最初调查广岛原子弹受害者过程中发现位于广岛的西松建设安野发电所存在二战末期强掳中国劳工的情况,为了弄清这段历史,她开始联系中日两国友人。
在补偿款的使用过程中,要先经运营委员会全体通过,再由总会计川原洋子做账,人权基金会再向刘宝辰拨款。对于找到的劳工或遗属,要严格按照程序发放补偿款。寻找劳工发生的费用,比如车费、住宿费,也在不浪费的前提下,实报实销。国内的找寻志愿者先自行垫付相关费用,之后将一段时期的票据快递给日本的川原洋子,经川原洋子审核无误后,再通知刘宝辰放款。每次都会精确到几角几分的费用,一分也不会多给。
每一笔钱都要账务公开
据邵义诚介绍,截至目前,已找到197名劳工并发放补偿款,其中不少是已故劳工遗属领取的。还有几人已经找到,正在办手续过程中。全部算下来,也就二百多人。距离全部360人还有不小差距。毕竟已经过了六十多年,有的劳工永远找不到下落,是既成事实。剩下的那笔补偿款如何使用?邵义诚说:“目前,就是分期分批组织劳工幸存者及遗属到日本祭奠,争取让所有找到的劳工或其遗属(每户派一名代表)都去一趟,剩下的另议。”
另外,对于每笔钱的使用,都要求账务公开。此番组织劳工及遗属赴日本就有一项重要议程,即对已往的开支进行对账,让这笔钱的使用在劳工及遗属代表的监督下公开进行。(记者 高立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