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9月10日文章，原题：什么让中国人夜不能寐  4年以来，作为一名重庆的访问教授，我一直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我花费数月时间在没有外国人的小区教学，希望了解普通民众的想法。2007年得到官方许可后，我立起来一些“许愿树”一样的树形公告牌。重庆市民在我的“树”上贴了几百张留言条。

　　他们表达的愿望和忧虑很坦率、真诚且令人吃惊：大家已经失去乐观的态度，转而在焦虑中渴望安全与自由。对于失去工作和土地的人，收入是他们的首要顾虑。父母只能生一个孩子延续后代和养老，独生子女肩扛着来自父母和祖父母难以承受的期许。

　　生理饥饿逐步减弱，但精神上的渴求渐渐生根发芽。焦虑和怨恨正在侵袭人们内心。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的改革提高了生活水平并终结“文革”的可怖混乱。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蒸蒸日上。但随后关停工厂和吞食农田给普通民众带来新焦虑。作为失地补偿，农民们得到一处狭窄住所和一点现金。有人在我的许愿树上写道：“我是社会底层的市民，希望惩罚那些抢走我们土地的人。”在另一个废旧轮胎厂旁的小区，一名男子留言说：“工厂倒闭时，我还差1年退休。我干了29年。女儿还在读大学，我该怎么办？”同一小区的一名老年妇女说：“女儿在遥远的广东。我病了，肿瘤长很久了，可能是癌。我看不起病，也没告诉女儿。我不想毁了她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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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光棍”越来越多。甚至连小学生都担心婚姻问题。一名颇有几分雄心壮志的11岁小男孩说，他将来想领导一支特警部队；另一名12岁的小男孩将来想成为一名“亿万富翁”。但他俩都怕将来娶不着媳妇。当我告诉当地官员民众的这些焦虑后，他们用官僚思维认为，那不过是社会紧张的早期预警，而非急需解决的不满。（作者杰拉德·勒莫斯，易水莟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