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成聚赌窝点

　　据警方介绍，设在孤岛上的赌场位于武汉城郊的左岭街黄陂岭村。空置的砖瓦房内，设有一张5米长桌，摆着各种赌具。长桌旁，“皇帝”“荷官”招呼着下注。另一边，赌客们将一张张百元大钞放在桌上“压大小”。后面的够不着的，直接将百元钞票甩到桌上下注。

　　警方接到线报后，佯装渔民撑船暗中侦查，摸清了赌场规律。赌场每天下午14点开张，一直持续到晚上7点。赌客由两三辆小面包车来回接送。只有一条小路进场，到了路口赌客都得下车步行入场。

　　警方通过从水上和陆上合围，包括赌场老板田某在内的40余名涉赌人员全部被擒。经审讯，田某、肖某、袁某3人都是湖北赤壁人，系赌博公司骨干成员。田某交代，逢年过节，是开场子捞钱的黄金时段，不久前，他和同伙在武汉周边四处“考察”，相中了这里的“岛中空置房”。

　　参与案件侦破的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负责人说，这个团伙还设有专人揽客，“他们多找附近有闲钱的农民参赌，拆迁户是他们的重点客户。”

　　一位在事发地点附近居住多年的詹先生透露，左岭自从进入政府的拆迁规划后，赌风日盛。“牌打得大。一般半天能输赢两三千。到了春节，赌博公司更是明目张胆，在村里找个稍微偏僻的地方就摆上桌子，搭起简易赌场。”

　　拆到哪，赌博公司就跟到哪

　　事实上，左岭街只是众多“城中村”的缩影。记者在武汉一些“城中村”采访时了解到，村民因“拆”一夜“暴富”，面对突如其来的财富，一些拆迁户守不住“钱袋子”，赌博公司看中这里的“商机”，先用小利引诱，慢慢拉人入局，使其越陷越深。

　　武汉市人大代表、东西湖区额头湾村党支部书记陈军告诉记者，“城中村”聚赌很常见。拆迁拆到哪里，赌博公司跟到哪里。一般在一个村里可以进驻两个赌场。有的空房子外表很破，里面可能就有赌场。

　　“连我们这种已改造完的‘城中村’都被他们‘进驻’了。赌博公司到还建小区里租了一层楼开赌场，前几天刚被警方端掉，村里5位村民现场被抓。”陈军说，“家破人亡的例子太多了。赌红了眼，一天要输上百万，没钱了，找‘放码’公司借高利贷，利息按天算，千分之五，怎么还得起？”

　　额头湾一位40多岁姓陈的村民，几年前因赌博输光100多万补偿款，还抵掉一套还建房。他因还不清高利贷，上街持枪抢劫，被判了七八年。剩下家中3个小孩，重病的母亲，仅靠老婆在加油站打工，生活无助。

　　记者了解到，额头湾村过去只是城市边缘的一个农业村。村民靠种地和养鱼维生，年收入不到8千元。八成以上的家庭基本无存款。2010年，城中村拆迁让村里发生巨变。每户除还建房外，还能得到50万元拆迁款，相当于一次性拿到了50年的收入。

　　“这时村民的心态就开始变化了。”陈军说。50岁以上是吃过苦的一代，不少人像“千万扫街富婆”余友珍一样，保持本色，把钱看得很紧。40岁到50岁的一群人，把钱看得松些，一有钱心就“乱”了，又没有技能，部分人就沾染赌博习气。20岁到30岁的人群更为挥霍，也不找工作，有的嫌工资低还把工作辞了，天天呼朋号友、吃喝玩乐。

　　“拆二代”不能成为垮掉的一代

　　从在温饱线上挣扎到手握巨额财富，从老实巴交的农民到持现金挥霍的赌场豪客，部分拆迁户心理失衡、行为失当，在有关专家和业内人士看来，除了归结到人性的贪婪，更多的还在于教育的缺失与现代理财观念的普及度不够。

　　武汉汉阳区江堤乡渔业村党支部书记胡明荣说，城中村改造让村民变市民。但现实是，农民缺少技能，文化素质较低。60岁以上的村民基本上是文盲，年轻人多是高中文凭，工作技能低，只能找到环卫工人、保安、餐馆服务员等职业，他们至少得二代、三代才能融入城市。

　　采访中记者看到，虽然大多数村民只在从事千元左右的工作，却普遍买了20万左右的中级车。离城区更近的东风村、长丰村到处不时看到奔驰、宝马等豪华车。

　　陈军说：“不少村民拿到钱就是暴发户心态，钱花得莫名其妙。”一个姓韩的村民过穷日子两口子感情很好，一拆迁就离婚了。男方租房再婚，竟花15万元把租房豪装一遍，不工作坐吃山空。

　　有村支书告诉记者，拆迁户这一社会群体在暴富后出现“高原反应”，因缺乏教育和引导，精神生活匮乏，“手握财富就懵了”。现在出现了返贫苗头，应引起社会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