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卫民: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记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出席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一次特殊的中外媒体见面会。今天特别邀请来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家出席见面会，介绍他们的情况。刚才看到，刘震云先生特意带着腿伤来参加了，有点遗憾的是，还有一位获奖作家毕飞宇因为现在在国外出差没能来。今天出席的四位作家是张炜先生；莫言先生；刘醒龙先生；刘震云先生。他们现在也都是我们的明星人物，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下面先请他们分别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介绍，介绍完之后安排媒体提问，他们会回答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先请张炜介绍。

2011-08-26 12:10:55

张炜:
各位朋友好，我这次获奖的作品是《你在高原》，这本书的篇幅问题是我花了很长时间写作，从构思到完成经历了22年，如果把构思的时间算在内时间就更长了。对于我个人来讲，是一次文学的马拉松。这22年跑下来之后，现在稍微有一点轻松感，一个比较大的创作计划完成了，可以使我慢慢地把呼吸变平稳，开始新的工作。

2011-08-26 12:12:12

莫言:
各位朋友上午好，我是莫言，很多人我们都见过面。《蛙》这个小说写作的构思也很漫长，小说里写了一对夫妇，其中一位是儿科医生，是一位威信非常高的人物，包括我女儿、我女儿的孩子都是经过他的手到人间的，我对这对夫妇非常崇拜，他们的人生经验也很丰富，个性非常鲜明，所以我拿起笔来开始进行文学创作时，感觉到这个人物有朝一日一定会写到我的小说里。我真正拿起笔写是2004年春天的时候，当时写了15万字，感觉写不下去了，说明有了问题，结果又放下重新写另外一本书。一直到了2008年，把旧稿拿出来进行新的写作，发现旧稿已经不能用了，所以重新写稿。要解决这个问题，有小说艺术本身的问题，写人生经历如此丰富的一个女人的一生，如果按照写实的方式来写会非常漫长，现在采用话剧这样一种结构，把小说篇幅控制在20万字左右，写出来之后当然有很多读者对我的写作方法有不同看法，但我自己是比较满意的。

2011-08-26 12:12:39

刘醒龙:
《天行者》这部小说是我营造心灵的故乡，我出生的时候我父亲把我和姐姐挑进山里了，我们家在山里面前前后后搬了十多次家。随着年龄增长，自己对情感的归宿在哪里，一直特别在意，因为我找不到一棵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树，我找不到故乡的根在哪里，所以很多年都在寻找，包括我通过文学一直在发现自己的情感之根究竟在哪里。在写作上，我和莫言、张炜比起来，我是很笨拙的，所以我只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写作者，多年之后才发现，其实我的根就在我记忆深处、生我养我的那块土地上。这个发现是我在30多岁送去世的爷爷回归故土的时候，是一把土一把土把爷爷埋在曾经没有在我记忆中出现的那片土地上的时候，我们全家人跪在他的坟头，等到站起来时才发现，原来我在这片土地上，我的情感和根都在这片土地上。所以我写《天行者》时，我把它看作是自己灵魂的故乡。

2011-08-26 12:13:19

刘震云:
能够获得茅盾文学奖，是因为这次评奖方法和规则的改变，我觉得归结起来是一个词——民主。我觉得文学不但经过了文学的洗礼，也经过了民主的洗礼。昨天晚上，有人请我吃饭，民智没问题，民主也没有问题，主席说六轮七次投票中没有一张废票，很多选举都很难有这样好的结果。今天五个获奖中我是最小的，我觉得都是这次民主的受益者。如果不是评选办法的改变，我觉得我们五个未必能获奖。

另外，获奖不重要，当然获奖了也才能这么说，因为获奖得利的是作者，作品并没有多一个字，写一个字，一句顶一万句的写作使我知道，作者说什么其实是不重要的，书里的人物要说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当我由一个写作者变成一个倾听者的时候，我的写作获得了更大的自由，这个作品和茅盾文学奖结合起来，就是一句话：民主和自由。

2011-08-26 12:14:19

郭卫民:
谢谢四位作家，他们都做了非常简要的介绍，可能他们也希望把时间留给记者们提问。下面开始提问。

2011-08-26 12:14:47

新京报记者: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张炜老师的《你在高原》。获奖之后我看到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很好，还有一种意见是批评。我举一个例子，北大的张颐武教授认为这本书的故事情节比较单薄，哲学思考比较多，但是一种平推的方式，相对于国外的同类作品，比如《追忆似水年华》，觉得您以前的《古船》比《你在高原》好得多，另外有评委认为您的《你在高原》缺乏节制。

第二个问题，关于莫言老师的《蛙》，在体裁上做了很大的转变，大家都很敬佩您对体裁的选择，但是从文学艺术的成就来说，有人认为《蛙》没有超过《檀香刑》，有一种言论说这次您获得茅盾文学奖是奖给作家，而不是《蛙》这部作品，莫言老师怎么看？谢谢。

2011-08-26 12:14:57

张炜:
感谢您的提问。我也注意到，《你在高原》获奖之后不同的声音，我觉得有不同的声音，说明很多人在关注，是非常好的现象，非常正常。有的批评也非常好，有的作者可以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在以后的写作当中去吸取教训。就我个人的看法，不能简单地和《古船》相比，也不能和我过去的八部长篇小说相比，一个是创作时间非常漫长，对我个人而言，它是最复杂的一部作品，也是付出了我个人心力最大的一部作品，他们追求的审美是不同的。所以有时候就想，我们可以把玩一个精美的玉雕，但是它不能够取代长城，它有不同的美，不同的要求。所以我到台湾故宫博物院参观紫玉白菜的时候，那是很多人必看的东西，但也有很多人去看长城。这并不是说我的作品像长城那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但是和我个人的追求是有区别的。

个人意见我注意了一下，比如长的问题就没有涉及到文学作品本身的文学品质，没有这方面的分析。极个别涉及到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准也是相当笼统，没有回到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所以有时候就难以对话，当然这些相对笼统的质疑对我来说还是有价值的，我需要更多倾听。

2011-08-26 12:15:14

莫言:
对于我文学作品的评价，见仁见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即便是62个评委，他们对作品的评价也不尽相同，包括六轮七次投票，那么多争论和讨论，说明文学作品是由个人经验、个人经历所决定的，有很大的差异性。有的读者将《蛙》这部作品和我过去的作品比较，《蛙》更加好，但是我个人认为，《蛙》是我自己满意的东西。我过去的小说，《红高粱家族》、《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等，都有自己的特点。作为一个非常长的目标，无论是结构还是思想，甚至使用的语言上，都应该和已经写出的小说有所区别，我觉得《蛙》基本达到了我所追求的目标。我觉得《蛙》塑造了在我过去小说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人物，就是“姑姑”这样一个女性形象，不仅在我过去的小说里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女性形象，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中也没有看到出现像“姑姑”这样一个立体的、正面的女性人物形象，如果能够树立起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我想小说就基本及格了。

我认为小说用了比较新颖的方式，我自己是比较满意的，这个体裁、这个故事和这个结构的结合是很完美的，可以互相补充的，内容和形式是互补的，所以从这点上讲，我对《蛙》也是满意的。我过去写小说时提出过几个所谓的文学观念，我们这一代的作家，我觉得应该把好人当坏人来写，另外是把坏人当好人来写，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在作家心目当中都是人。坏人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坏得一无是处，好人也不可能是完美无缺，所以把人放在第一位，无论是所谓的好人还是坏人，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应该把他当做一个人来研究。

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关注社会，关注他人，批判现实，我们一直在拿着放大镜寻找别人身上的罪恶，但很少把审视的目光投向自己，所以我提出了一个观念，要把自己当成罪人来写，他们有罪，我也有罪。当某种社会灾难或浩劫出现的时候，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必须检讨一下自己是不是做了什么值得批评的事情。《蛙》就是一部把自己当罪人写的实践，从这些方面来讲，我认为《蛙》在我11部长篇小说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2011-08-26 12:15:2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
请问刘醒龙老师，您的获奖作品《天行者》感人至深，感动了很多读者，您刚才也说，这部作品是您心灵的故乡、精神的故乡，能不能给我们具体分享一下您的创作初衷？为什么写这部作品？谢谢。

2011-08-26 12:15:35

刘醒龙:
其实这部小说里面很多东西是感动我自己的，我认为我写作时是冷静的，但是我在写这本小说中几次流眼泪，记得有一次在电脑上写作的时候女儿过来问我，“爸爸你怎么了”？她很好奇，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人在那儿写作的时候会对着电脑一边敲字一边流眼泪。我当时跟女儿说：爸爸心情很难过。她问：“为什么？”我说：“为爸爸小说中这些人的遭遇。”

前天本地的一家报纸通过他们自己的公开征召，有20几位作者搞见面会，会上有两位民办教师，都70多岁了，其中有一位刘老师，是赫赫有名的老师，他的学生中就出过大学者，但是他至今的身份依然是民办教师。我在山里长大，我从一岁到山里去，等我回到城里来已经36岁了，我的教育、我的名字都是看上去不起眼的乡村知识分子，或者是最底层的知识分子来完成的。前天的见面会上，他们之前告诉我说今天来了两位民办教师，我一进去就说，“你们二位是民办教师。”大家很奇怪，问我为什么认出来？因为但凡是民办教师，只要在乡村行走，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们的眼神经常会散发出卑微或者是卑谦，这种眼神和乡村干部绝对是不一样的，他们有一种孤傲，但是这种孤傲背后可以看出他们的卑微。他们两位是经过几百位民办教师推选出来的，他们背后是湖北省几十万民办教师，可能在座的记者不太知道民办教师，所以《天行者》这部小说，我就是为这群人树碑立传的，可以说我全部的身心献给了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国乡村的思想启蒙、文化启蒙几乎都是由这些民办教师完成的，我经常在想，如果在中国的乡村，没有出现过这样庞大的400多万民办教师的群体，那中国的乡村会不会更荒芜？当改革的春风吹起来的时候，我们要付出的代价会更大，因为他们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和在一个欠缺文化、欠缺知识的基础上发展代价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在我的小说里把这样一些人称为民族英雄，没有丰功伟绩的民族英雄，他们有很多感人的事迹，我是带有这样一种感激的心情来写这部小说的。但说回来，在民办教师这个群体，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民族的，我们的父老乡亲也是这样做的，包括工人、农民等其他方方面面的阶层也都是这样，他们看上去不起眼，但是当你回过头看的时候才发现，如果缺了他们，我们的历史是延续不下去的。

大家可以看看我的资料和小说，有些东西我不敢放在书上，因为我经常失控，前天的会上我就失控了，讲不下去了，因为有太多感人的事情了。我们想想我们身边的那些小人物，想想我们的父亲、爷爷奶奶、乡下的亲戚，他们做的事情，我不能再往下讲了。

2011-08-26 12:15:52

中国教育报记者:
我有两个问题，请问刘震云老师。您刚才讲从写作者变成倾听者，您的写作能够得到极大的自由。在您的作品中，这种视角的变化，对把握世界的方式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还有一个问题请问刘醒龙老师，您在《天行者》中，让于校长说出一句很震惊的话：一个孩子如果喜欢诗歌，他将来会有出息。为什么让他说出这样一句话来？这句话在您的作品中有什么意味？谢谢。

2011-08-26 12:16:05

刘震云:
过去写作时总是好象自己在对别人说话，对许多人说话，当然也包括对自己说话，自说自话。当你由写作者变成倾听者的时候，突然好象由白天回到了夜晚，因为对人说话一般是在白天，凌晨四点把谁叫起来对人说话人家就不干了，这样的朋友确实很少。但是晚上如果有人灯下谈心，你没说什么，对方说什么，你在听，我觉得这样谈话能够特别深入、特别广阔。深度是我没有想到的，已经到达了没有到达的角落，有的是阳光的角落，有的是阴暗的角落。倾听是作品人物的尊重，是对读者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平等、民主能够是一场谈话。一本书、一个人、一个人的情感到达前所未有的知心的程度，一本书里面一句一句都是知心的话和浮皮潦草的话，是有根本区别的。谢谢。

2011-08-26 12:16:23

刘醒龙:
生活是不能没有诗意的，生命也是不能没有诗意的。这是我50多年来一个很大的体会，我们在很多场合下、很多背景下，经常没有诗意表达的机会，在《天行者》这部小说中前面还有很重要的话，这个地方，特别的荒凉，特别的偏僻，镇上的孩子们都知道，宁可死在城里下水道里，也不要欣赏这里的青山绿水。在这个地方生活和学习的孩子，当他们知道诗意，我想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进步，是一种心灵的强大。

2011-08-26 12:16:34

东方卫视记者:
请问各位，简介中刘震云老师介绍了自己对评奖的看法，我还想请问另外三位作者，对这次获奖的看法，你们怎么看待获奖这件事情？如果你们是评委，撇开以前获奖的这五部作品，以你们的观点，还有哪些作品的作品可以获奖？谢谢。

2011-08-26 12:16:46

莫言:
我们是大评委、实名制，对文学本身来说就很好。因为原来文学是逐渐边缘化，这次评奖变成了万众瞩目的事件，本身也是一种提升。我个人认为，公开是肯定的，透明也做到了，但是公正这个问题确实很难说。我们五个得了奖的人说公正，没问题，我们说确实很公正，没有得奖的未必同意。没有得奖的人很可能说不公正，也许我的作品比你们所有得奖人的作品都好，这个没有办法。文学这个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作品，两个人可能会给出截然相反的看法，要做到人人满意、读者满意、作者满意，这是不可能的，只能说相对公正。

有一位记者采访我时我说，首先向没有获得本次茅盾文学奖的作者表示歉意，为什么表示歉意？是不是假谦虚？不是假谦虚，在过去很多茅盾文学奖评奖当中，我也名落孙山，我心里想我写得不比他们差，我没得奖，我对扬扬得意、得意忘形、小人得志的样子很不屑，所以我们这几个人有幸得奖，运气比较好。如果换一拨评委，可能得奖的就是另外五个人了，所以不能得意忘形，我说最好10分钟就忘掉，但现在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争取10天忘掉，10天忘不掉必须一个月内忘掉，要轻装前进。

2011-08-26 12:17:00

张炜:
我的感受和莫言有点相似，因为在往届评选中，我也是从30多岁开始就有作品入围，后来不只一部作品入围，大概是三次左右，最后也没有得奖。在目前中国的社会形态下，能够出来这样一个机制，我觉得是很难能可贵的，我现在是作为获奖作者在这儿说话，我和莫言的感受是一样的。我一直强调，读者的信任非常重要，来自各方的鼓励尤其宝贵，但是这一切都要放在实践中去检验。我们有时候会忘记实践，在实践之后，别林斯基说过一句话，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所有的人都各归其位。

我再补充几句，好多的作品，大概上万部在那里，可是只评五部，有很多好的作品和作家不能进入这个名单，所以这是一个现实，是一个评奖的格局，遗憾在所难免。我就不一一点非常看好的作家和作品了，我在阅读当中深受感动，如果这个机制不变，好的作品得奖的机率一定会越来越高。谢谢。

2011-08-26 12:17:15

中央电视台记者:
刚才说到评奖机制有很大的改革和进步，另外也谈到公平公正，对下一届茅盾文学奖，各位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期望，认为有哪些机制应该保留，应该延续，又有哪些可以改进和创新的地方？

2011-08-26 12:17:25

张炜:
我觉得这届和过去都不同，刚才大家也都听了，透明、公开，有了这个基础是能做到公正，我希望下一次茅盾文学奖要加强，不要减弱。有一个很著名的评论家是南方的，我不说他的名字，他甚至因为这次茅盾文学奖的评奖，说是茅盾文学奖评奖历史上重要的一次转折。这是一个好的转折，希望延着这个路子继续走下去，只有这样，好作品、好作家才有可能入围、获奖，这是我的希望。

2011-08-26 12:17:42

解放军报社记者:
我想请问莫言老师和刘震云老师，莫言老师曾经也是著名的军旅作家，刘震云老师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这次评奖过程中，军队作家的作品表现非常弱势，几乎可以说是全军覆没，请两位老师对当前的、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以长篇小说为繁荣标志的军旅文学有什么样的评价和判断？谢谢。

2011-08-26 12:17:52

刘震云:
莫言是我的兄长，但是以部队的规矩来讲，确实我是他的首长，因为我是红小鬼，14岁当兵，莫言是七三年的兵，他当兵的时候我已经当副班长了，我们班确实有两个山东兵，老给我洗袜子。有时候袜子本来没穿，可山东人朴实，也洗，我的袜子都让他们给洗破了。现在有时候跟部队的人一起吃饭，有的是少将，他们说老刘，听说你当过兵。哪年的兵？我说首长您哪年的兵？七六年的兵。你呢？我说首长真不好意思，我是七三年的兵。首长一听，立刻对我敬礼说：首长好！我说，小鬼，你坐下吧。

确实部队的经历，不管对莫言也好，对我也好，有很多作家，不管是对认识人生的态度还是认识自己都有非常大的帮助。我觉得我和莫言是军旅和军旅文学的一部分。到现在，我再看《新兵连》这样的作品，我还是觉得很温暖。

我和莫言不一样，因为我过去的作品没有报过茅盾文学奖，第一次报就得了，我觉得特别容易，像“范进中举”，但下次我就不报了，我觉得肯定有好的作家没有得这个奖，我举过一些例子，比如铁凝、王朔、余华、阎连科等，他们都有大作家的素质，他们都在不同的道路上，当然今年五个获奖人，也走在不同的道路上。谢谢。

2011-08-26 12:18:15

莫言:
刘震云1973年入伍，1977年就回家了，而我一直坚守到1997年，22年。入伍早晚没关系，关键是革命到底没有。1984—1986年我是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那时候钱钢都是在全国很有影响的作家，还有王小范，很多得奖的都是我的校友。军队的作家的探索精神和艺术的创新能力，应该是有口皆碑的，也不是我吹。和平年代的军事文学写作确实难度很大，但是也有的作家像南京军区的朱苏进，他的作品是里程碑式的，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写？我说朱苏进写就行了，刘震云写就行了，如果刘震云没写《新兵连》，我有可能写出来，河南人给山东人洗袜子，所以我只写历史上的军事生活，像《红高粱》这部作品。我离开部队14年了，对部队年轻的作家不是特别了解，但我还会经常翻一翻，我觉得会有很多年轻作家不断涌现，也有的把稿子给我看，我觉得没有得奖没有关系，因为这不是搞救济粮，不能按军队、地方、妇女、少数民族进行分配，这期没有也是非常正常的，下一期没准都是军旅作家，我们期待着。谢谢。

2011-08-26 12:18:26

中国新闻社记者:
请问四位老师，未来有没有新的创作计划？谢谢。

2011-08-26 12:18:55

莫言:
前两天我女儿生了一个小孩，我姐姐送了一只正在下蛋的老母鸡给杀了，我很痛苦，打开鸡肚子发现里面的小蛋黄一大堆，一个比一个小，说明它还要下很多蛋。我就联想到，作家和老母鸡有点像，今天下一个蛋，明天再下。当然我们没有老母鸡那么多蛋，很多都在创作当中，至于是软皮蛋还是双黄蛋，只有下出来才知道。

2011-08-26 12:19:13

张炜:
下一部准备写篇幅短一点的。

2011-08-26 12:19:22

刘醒龙:
我正在写一个长篇。

2011-08-26 12:19:32

刘震云:
我下一部作品准备写一个女主人公，我一直对女的充满了感情，能够深入地认识，确实需要一个过程，因为过去的作品主人公都是男的，下次要写女的，希望能够写得让女读者特别喜欢。谢谢。

2011-08-26 12:19:41

中国网记者:
本届茅盾文学奖有一些网络文学入围，现在很多网络文学类似于玄幻题材比较多一些，而四位老师都是从事现实写作的，你们怎么看玄幻文学？你们认为关注现实是不是作家必要的素质，现实主义是不是文学唯一的正确途径？谢谢。

2011-08-26 12:19:55

张炜:
我平时上网不多，读网络小说也不多。但我个人觉得，网络也好，纸质印刷的文学作品也好，主要在于文学性和艺术性，不能因为载体的改变而改变了几千年来形成的文学标准。它要靠近一个标准，而不是因为形势的区别而改变了评价标准。至于说反映现实，我觉得写幻想、科幻、怪异的，依然要以个人现实生活的经验为基础，这是一个根本的出发点，他可以用不同的形式表达自己、表达人性、表达个人的艺术内容，但是对现实的理解深度不可以改变，那是基本的、根本的，也是一个原点、艺术的出发点

2011-08-26 12:20:17

刘震云:
我觉得文学不管是作者还是读者，在很多常识的问题上，确实需要进行纠正，对于幻想、想象力的认识，我们有时候会发生非常大的偏差，好象写现实生活的就很现实，写穿越的和幻想的体裁就很幻想、就很浪漫、很有想象力，其实不是这样的。有很多写幻想的、写穿越的，特别现实。什么现实？就是思想和认识，对于生活的态度，特别的现实，特别能够发现，我觉得这是非常现实的作品。也可能他写的是现实的生活，但是他的想象力在现实的角落和现实的细节里。比如今年得奖的这五个人，他们是写现实生活，是他们的想象力非常不一样，不管是《你在高原》、《蛙》或者是《天行者》，我觉得他们的思想都在想不通的方向在飞翔，这不能算是用现实的或者是用其他的文学形式来归类，比如新写实，如果一个作品再写实的话，这个作品是不能看的，干脆看生活就完了，所以我的《一地鸡毛》是最不现实的，可能情节和细节是现实的，但是里面的认识和现实生活中的认识是不同的，现实中的人认为八国首脑会议是重要的，我家的豆腐馊了比八国首脑会议重要得多，我觉得这是一种偏差的思想。

2011-08-26 12:20:29

刘醒龙:
以前有人告诉过我一个诀窍，比如说画画，画鬼容易，画人难，因为谁也没见过鬼，而想把人画好太难了。所以不一定是画鬼就是想象，写人其实要更强大的想象力，刚才刘震云说的我特别赞同，我自我表扬一下，《天行者》有一段，纸质媒体的记者，这种想象是非常实在的，但是至今中外民众都没有出现过的，包括当代的同行、大师、大手笔的都没有这样写过，所表达的想象力，对现实的穿透力，写到小学里来了一个陌生人，其实是个记者，他在暗访一阵子之后很感慨，临走的时候把自己的真实身份袒露了，表态回去一定把民办教师的事好好写一篇文章，发到省报头版头条上，接下来是想象。过一阵省报出来了，这个文章也在省报头版上，但不是头条，头条是大力发展养猪事业，我觉得这种细节、这种想象力是很好的。

2011-08-26 12:20:39

美联社记者:
请问四位老师，关于中国文学发展的情况，鉴于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影响，很多专家说中国诺贝尔奖的机会是在文学方面，而不是在科学。可是有很多挑战，比如说虽然很多中国人都了解西方作家，在美国或者英国，可能不是文学圈子里的人不太了解中国作家。作为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你们觉得现在在文学发展方面，还有什么挑战？在世界上怎么能有更大的影响？谢谢。

2011-08-26 12:20:49

刘震云:
中国作家如果想尽快得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要改一条评审原则：就是以中文为标准。因为现在瑞典文、英文、发文、其他文字，中国作家如果评上的话，评得肯定不是作家，而是翻译。我也接触过很多汉学家，对中文的理解有多么深，我表示怀疑。但是我读过许多得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作品，我觉得我的中国同事们、中国的作家朋友们，在座的一点不比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写得差。

如果以中文为标准，就好象评判这个饺子，是中国人说饺子好吃，评价地道呢，还是找来两个瑞典人、欧洲人来说饺子地道？我觉得好象中国人更能评价饺子的味道到达了什么样的广度、深度，我相信后者。我不认为明天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发挥我，可能是发挥另外一件事。更重要的是在于读者，我发现突然有人引用了我作品的一句话，报纸上的标题说八国首脑会议一地鸡毛，说谁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我觉得这样有意思，再过几十年没准变成成语了。谢谢。

2011-08-26 12:21:05

法制晚报记者:
在我当年读初中的时候，我记得我们班的同学都读过1988年茅盾文学奖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到现在为止，我看了评论，95%的读者是没有读过各位的作品的。从历史上看，茅盾文学奖在中国历史上是最高的奖项，你们觉得到现在为止，地位是不是有所下降？第二个问题想请问四位的作品在市场上卖得怎么样？谢谢。

2011-08-26 12:21:15

张炜:
《平凡的世界》在八五年很有影响，得了茅盾文学奖以后，就有更多人在读了，它是在一个相对漫长的时间形成了这种现象。我这次获奖的作品，还有在座的几位，道理也是一样，因为茅盾文学奖有一个引导的作用，会使作品慢慢地介绍给广大读者，是一个渠道。市场和文学性、文本的价值有时候是统一的，有时候是不能够统一的。所以这里面有这么一个反差，不是说市场越大，作品就销售越好，如果那样的话，文学的评奖，对标准的确立就变得非常简单、单薄。文学写作，尤其是纯文学写作，相对来讲具有自己不可取代的个性化，任何伟大的评奖评出来的作品都需要在很漫长的时间水印中去跑，因为纯文学有相对来讲的硬度，需要在时间的水印下滤滤，这就需要时间和读者。有时候积累起来的读者更可靠，有一哄而上的，反而不一定那么重要。出版社给我说销售还是乐观的，几十万册，出乎我的预料，也出乎出版者的预料。

至于说很多人没有读过，我有个体会，我从读者一方得到的热烈反馈是非常感人的，我就不说了。仿佛回到《古船》出版那个年代，那么热烈的回应。但同时又有很多人说这么长，怎么读？我就发现一个问题，读者一般是不问的，问的人一般是不读的，因为发现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单纯对于作品的阅读也分那么细，有的人专门问，有的人埋头在那儿读，分工细到如此的地步也没有办法，对于作家来讲，有专门问的人比没有还要好。社会有不同的声音，不断地提醒你是非常好的，不是量的问题，作家要多听、多看、要包容。

2011-08-26 12:21:48

文艺报记者:
我有两个问题，一个问莫言老师，读您的作品有一个兴奋点，对历史的呈现很到位。当代有评论家有一个看法，中国当代作家非常重视历史情节，作品一定要在非常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呈现，作家是否一定需要在一定历史背景下呈现？您的作品今后会不会这样？第二个问题问刘震云老师，从您的《一腔废话》到《手机》、《一句顶一万句》，感觉都是在说话，交流的问题，您创作的方式是不是想和读者有交流，想交流什么样的思想和内容？现在信息社会飞速发展，人类未来的相互交流、沟通，您对这个抱有乐观还是悲观的态度？您今后的作品会不会还继续讨论这个主题？谢谢。

2011-08-26 12:22:01

莫言:
历史背景宏大叙事，这确实是作家的偏爱。因为我们回忆一下自己的阅读历史就可以发现，很多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当初让我们非常感动，至今难以忘记的往往是这样的作品，比如《战争与和平》等等，篇幅比较长，历史背景很辽阔，上到皇帝下到平民，展现了一个时期民族国家的历史风貌，这样的作品确实有壮阔之美，所以很多作家是很向往的，想让自己的作品具有这样的品质也是无可指责的。

用这样的方式来写，写不过《战争与和平》，西方的所谓现代派文学，实际也就是从宏大叙事到高峰之后无法超越了，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另辟蹊径，产生了新小说。我觉得两种都是可以并存的，哪种写得好都是可以接受的，无论多么好的方式，无论多么理智的选择，如果不能用相应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也不好。我写过《丰乳肥臀》带有历史宏大叙事的作品，也写过模糊了时代背景、时间概念的小说，茅盾文学奖偏爱宏大叙事，实际不能一言而概之，茅盾文学奖也评出了很多非宏大叙事的作品。作家也好、读者也好，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对我们的写作能力是一种考验，我们离开了这样一种背景、历史实践，有没有办法能不能写出这样的大作来，我想还是有的，因为作家头脑中没有明确的界限，真实和虚幻也没有明确的界限，作家应该有能力创造出一种高于生活、高于真实历史，营造出自己的文学实践。谢谢。

2011-08-26 12:22:33

刘震云:
到底是《文艺报》的记者，问题比较专业。我觉得寻找人说话，是我们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做的一件事。我们的生活在说废话，有用的话到底有多少，知心的话到底有多少，有见识的话有多少？我发现身边有见识的朋友，大家坐在一起吃饭，在饭桌上开了一晚上玩笑，好象饭桌上特别热烈，当分散之后成了一个人，突然觉得少了什么，因为什么？“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但是孔圣人是有讲究的，说要明明白白活一天。“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证明的是身边多么的孤单，有话没必要说，就好象场面很尴尬，忽然从西安来了一个朋友，他说：“你可来了，是不是找我有事”，是对身边人最大的谴责。所有的作品都在探讨，起码是文学的母体之一，但是对于作者，对我写作最大的吸引力，为什么由说话者变成倾听者，我突然对一个事特别伤感，我想探讨清楚，找谁去呢？我找张炜吗？他在山东呢。我找莫言的话，大哥老是训我，有时候发怵。四点找他们，晚上都睡觉了，有时候生活中的朋友都很忙，有事坐在一起吃饭绝不是朋友，但是你没事别人有事。我觉得作为倾听者非常幸运，这是我写作获得的乐趣之一，我也不知道回答的这个话文艺不文艺。谢谢。

2011-08-26 12:22:47

北京电视台记者:
请问张炜老师，您获奖的作品外界评论过长，评委中也有争论，不知道对这种情况您是侥幸还是觉得自己的作品没有受到充分尊重？请问刘震云老师，您在影视界频频出手，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现在回归文学，您有什么看法？对于文学作品过于商业化的评价您是怎么看的？

2011-08-26 12:23:01

张炜:
类似的问法我也听说了，首先是评委，我尊重他们的选择，我充分相信他们的艺术领悟力和判断力，至于说他们读了多少，应该问他们自己，因为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觉得也是一个常识问题，基本的文学良知、基本的文学判断和缜密的学术研究是有区别的，至于专家读了多少，这是他个人选择的部分。能不能影响个人的判断，表达自己的文学良知，也是看个人的领悟能力和判断水准，取决于这点。

读者一般来说是不问的，问的人是不读的，现代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看到多少读者在问？读者跟你的讨论会很具体，会比较细部和局部，形成共同的看法，那才是真知。如果是仅仅处于好奇、担心，尽管非常朴素，但是构不成真正意义上的真知，我是这样看的，谢谢。

2011-08-26 12:23:42

刘震云:
给我提的问题有点贬义，文学作品已被改编成影视，就好象“良家妇女变成风尘女子”，仔细一想，不是我的作品单独变成“风尘女子”，看看周围的朋友们，幸免的不多。像莫言，像王朔、余华、苏童、刘醒龙，这些催化剂在前头。张炜大哥目前还是“良家妇女”，但很难保证。我觉得这里也有一个常识性的纠正，我并没有介入影视，我的作品介入了影视，我清楚地知道小说和影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奔跑的姿势、速度不一样，要去的目的地也非常不一样。如果影视是一条河流的话，要求流动非常激烈，而小说是一个大范围，重要的是海水底部的涡流，以及太阳和月亮之间的关系。但是小说改成影视对于我非常简单，五分钟的事，我没见过影视，但是搞影视的有我的朋友，首先是我不跟陌生人合作，不跟陌生人说话，结果打来电话说我能不能把这个作品改成影视，我要么说行，要么说不行，这个人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不希望和我有关系。我唯一要做的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多少钱”。给5块钱不行，为什么？我说咱们不一样，文学清高，历来不风尘，不干这个，我向张炜老师学习。给你10块钱行不行？15呢？我说成交。千万不能再往下说了，再说就飞了。影视对于文学极大的作用是可以给清贫的作者提供另外一个补贴家用的途径，使他生活得非常有自尊，来北京了，我请他吃饭，我觉得不寒碜，这一点我觉得比其他的要重要。

关于商业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基本的常识。今年获奖的五个人都很商业，为什么书卖得都特别好，大家都知道，村里有一个表弟，一边种地一边写诗，没人知道，他让我看过他的诗，我表弟大名叫刘四化，小名叫大狗，他写的一本书叫《怀念村头的老槐树》，我说你怎么天天写这个？他说：“叔，我特别想怀念纽约，可是我没去过”。孔子，李白、杜甫、李清照，曹雪芹、施耐庵、蒲松龄，这些都是商业的，好的文学一定是畅销的，而且我特别赞成张炜大哥说的，时间的考验是什么？畅销。50年之后，我们五个人的作品一个读者都没有，说是好作品，自欺欺人。如果50年后还有人在读，那就是畅销，就是好作品，我觉得商业不是一个坏词。谢谢。

2011-08-26 12:23:52

刘醒龙:
借媒体的话语权，你们替整个出版业或者作者呼吁一下，现在稿费实在是太低了，好不容易写一个中篇，挺难的，结果还不够请人吃顿饭，在武汉差不多，在北京肯定是不够的，而且还得交税。物价涨了那么多，通货膨胀那么厉害，稿费多少年没有人加，而且这个标准是国家制定的，这个很不合理。谢谢你们。

2011-08-26 12:24:06

郭卫民:
今天的见面会大家会认为开得很不错，四位作家和大家都进行了交流。今天的茅盾文学奖作家见面会到此结束，谢谢。

2011-08-26 12:2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