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滨海高新区

　　2009年11月26日，位于阿拉伯半岛的迪拜塔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

　　人们关注的并非世界第一的高度，而是它身后巨大的财务黑洞。

　　作为金融海啸的受害者，“迪拜世界”或许是无辜的。

　　但作为金融泡沫的制造者，它却是自食其果，“罪有应得”。

　　作为一个事件，迪拜正渐渐离我们远去，但它的影响还在一步步向我们走来。

　　对于处在城市化初期的中国来说，它不应该只是远处的闷雷，而是就在我们头顶上敲响的一记警钟。

　　中国的城市化应该何去何从？城市化过程中应坚持怎样的功能定位与产业导向？

　　一时间，给出完整的回答也许是困难的。

　　在这里，国家创新型园区建设中已经发生的变迁和目前正在运行的走势，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题的思路。

　　给创新者以“市民待遇”

　　漫步在金鸡湖畔的李公堤，杨柳低垂，灯影流彩，清风拂面而来，徐百觉得一切劳顿都已远去。

　　徐百，苏州城著名的凤凰街人。他于1987年留学法国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后，便赴美国工作10余年。而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的优雅生活却最终没能留住他。

　　创新创业的事业使然。2008年，苏州吹响打造生物纳米特色产业的集结号。徐百毅然率领8位“海归”创办苏州纳通生物纳米技术有限公司。时间不长，他便先后申请10项国内外发明专利，并成为苏州工业园区首批“领军人才计划”支持对象。

　　他并没有谈及创新创业的艰辛与喜悦。“小时候我们经常到金鸡湖和独墅湖畔作‘学农劳动’，湖边全是稻田。每天劳动，在窄窄的田间路上走，走不好就跌一跤，就成了泥猴。”富于幻想的少年时代，徐百仍记忆犹新。

　　弹指二十年，当徐百再回到苏州，老城厢的小桥流水仍在，儿时常玩的名园古迹还在，而古城东西两侧的山山水水，却已经“完全是另一幅模样”：精致的绿化，川流的街市，高耸的摩天轮，浪漫的月光码头……他感慨：“这里的繁华跟美国的大都市相比毫不逊色。”

　　海归者的感慨无不流露着中国人的自豪感。

　　历史回到中国高新区火热的1992年。

　　苏州高新区宣告成立。

　　时隔两年，苏州工业园区设立。

　　2009年，苏州工业园区工业产品销售收入2990亿元，苏州高新区1837亿元。其中，8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工业总产值突破2000亿元，占了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量的10%。数字背后，是古城外两个现代化新城的璨然崛起。

　　城市是产业集聚的结果。沃纳·赫希在《城市经济学》中写道：与生产有关的力量和与需求有关的力量相互作用，并通过这种相互作用加深和巩固城市化过程，前一种力量往往比后一种力量更为强大。

　　“一个好的高新区应是官、产、学、研、资、住齐全，没有好环境，就不会有很好的人气，没有人气就不能集聚精英，没有精英，高新区就难有大的发展。”苏州科技城管委会主任徐炳兴这样理解高新区科技新城的含义。

　　苏州科技城今天的景象可为徐炳兴的话做注脚——研发区域外，充满现代感的青年公寓，设施完备、设计精美的幼儿园、小学、中学，正在封顶的、由澳洲人投资的五星级宾馆，以及掩映在绿意葱茏中的山边别墅……科技、产业、山水、人文，和谐共生。

　　将“人”放在视野的中心，在提供技术产业化基础外，围绕“人”的需要搭建健全的社会服务体系，使高新区从物理空间上由一个单一的园升华为一座综合的城。日本筑波、印度的班加罗尔、韩国的大德谷……世界上无数成功的园区都堪称由“园”到“城”的标本。

　　谈及中国园区，“标准厂房”和“实验室”曾是国家高新区经典的表达方式，除了几间简陋的宿舍，没有太多其他“点缀”。当夜幕降临，园里一片漆黑。所有的人，无论是管理者还是流水线上的劳动者，他们创造着城市繁荣，却没有享受到城市生活的美好。

　　时光流逝，产业集聚带来了园区经济形态升级，给创新者以“市民待遇”，让他们劳动的同时享受城市生活的美好，既是对人性的尊重，更是现代产业发展规律使然。

　　“公司在独墅湖边，园区里聚集了很多生物纳米的上下游企业，发展势头都不错。”如今的徐百住在新城和老城中间，小桥流水和高楼大厦仿若隔世，又相伴相生，说起环境，他满脸惬意，“从我的住处出发，10分钟到金鸡湖，15分钟到观前街，20分钟到独墅湖。”

　　举目四顾，全国各地，由“园”到“城”是国家高新区正在奔跑的轨迹——

　　在天津，滨海新区总面积约2200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北片区、南片区三大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已经确定，临空产业、航空制造产业、生物、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正与现代服务业、生活和旅游度假功能一同起跑，“一个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空间”架构已经呼之欲出。

　　在青岛，围绕构建高速列车与先进装备、新材料、海洋仪器与精密机械等“八个特色产业园”的产业布局框架设置，到2020年，环胶州湾将建成创新创业与人文环境和谐共生，特色产业与现代服务业、商务休闲一体发展的国际化生态新城。

　　在广州，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先进制造等六大主导创新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引领整个珠三角高新产业发展的重要策源地。在2015年前，广州高新区计划对科技园完成投入200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科技项目配套资金、创业人才发展基金等，由此带动的全社会科技投入将超过1000亿元，一个全新的广州城正蓄势起航。

　　6月22日，《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正式公布。

　　按照规划，沪苏浙25个城市被划分为核心区和辐射区，各城市的功能和定位进一步明确。媒体称，这意味着沪宁线将串起一个“世界级城市群”，成为中国大中城市最密集的地带。而恰恰，这条线也是目前我国国家级高新区最为密集的区域，东西两侧排列着5个国家级高新区，构成一个真实的城市寓言。

　　寻找城市的脊梁

　　“科技创新将引领城市未来的发展。”

　　6月20日，太湖之滨的无锡，上海世博会“科技创新与城市未来”主题论坛上，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为人们描绘了一幅未来城市的蓝图--可感知和自适应的城市运行；随处可见的知识型服务业；驱动整个城市的新能源……

　　如果照万钢所说对号入座，人们会发现在众多高新区里已经能够找到“未来城市”的雏形。因为国家高新区里那些蓬勃发展的新兴产业，挺立着未来城市的脊梁。

　　2008年6月11日，科技部颁发《创新型科技园区建设指南》，文件要求：以2007年为计算基年，至2015年，各创新型科技园区必须实现包括研发总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达到5%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工业增加值率高于35%，高技术服务业销售收入占园区营业总收入的比例高于30%，园区万元增加值能耗低于0.25吨标准煤等12项量化目标。

　　只有对整个国家宏观情况脉络清晰者才能了解这些指标的真正份量。仅以万元增加值能耗为例，据统计，2005年，我国万元增加能耗为1.22吨标准煤。目前，我国国家高新区万元增加值的平均能耗为0.57—0.6吨标准煤，而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万元增加值能耗为0.5吨标准煤。短短5年后，国家高新区要将平均能耗再砍去一半，达到每万元增加一万元产值，仅消耗0.25吨标准煤，对于国家高新区发展低碳经济和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附加值的要求已不言自明。

　　科技部火炬中心高新区管理处处长杨跃承称，这是国家高新区发展路径的战略性转变，把创新型园区建设成为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产业和生活等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城市功能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支撑和区域创新体系的中枢。截至目前，全国56家高新区中已有14家高新园区获准创建创新型园区。

　　“要达到12项指标，我们的产业又要大，又要好，还要先进，那就要培育新兴产业。”常州高新区工委书记戴源如是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各高新区新一轮竞争的焦点。

　　在戴源的近邻无锡，当刘海涛拿起话筒的那一刻，马晓东知道，他为无锡找到了支撑未来的宝藏。

　　半个月来，一天不知道拨多少次，马晓东已经将这个号码烂熟于心。但凭他在无锡高新区太湖科技园多年工作的积累，他认定，这是个商机巨大的产业，而刘海涛正攥着一把打开这个产业的钥匙，“一定要等到他”。

　　刘海涛也在等待。过去近十年里，他一直在上海中科院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物联网标准的开发和应用，但从未获得过政府大规模的支持。

　　无锡也在等待。两年前的爆发的蓝藻，让这个昔日的苏南经济策源地颜面尽失，痛定思痛，以壮士断腕之心力促转型。尽管有了以尚德为龙头的光伏产业，但仍在寻觅下一个。

　　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更是等待已久：“要不惜一切办法，把刘海涛团队引进无锡。”当马晓东带着刘海涛来到杨面前，他这样表示。

　　几个月后，中科院无锡物联网产业研究院开始在太湖边的“白羊座”里驻泊。2009年8月起，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后几赴无锡视察，鼓励当地打造中国物联网中心。

　　继“530计划”和太阳能光伏产业之后，无锡，再度成为“物联网”产业发展的代名词，领跑下一个“万亿级产业”。如今，在中国传感网产业联盟旗下，众多传感技术专家以及移动、联动、电信、华为、中兴、大唐、联想等关联产业龙头企业已向无锡聚集。杨卫泽称，要把无锡打造成一个传感网的示范城市，“一个智慧的城市，一个感知的城市”。

　　“是无锡率先喊了出来，但其实，我们园区也都在做。”听得出来，文质彬彬的苏州市科技局长周旭东并不服输。

　　谁又会服输？北京的中关村，上海的张江，甚至偏居西北的西安！

　　去年末，“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正式成立，参与的40余家机构涵盖了物联网的整个产业链；

　　根据即将出炉的《浦东新区推进物联网产业发展实施计划》，“十二五”期间，上海将形成以张江园区为核心的、较为完善的物联网产业体系和空间布局，推动物联网成为千亿级产业，拉动浦东GDP增长达2%-3%以上；

　　为支持引导西安物联网产业发展，西安将物联网核心芯片、传感器及系统集成开发应用作为重点，列入该市2010年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积极拉通产业链，抢占至高点……

　　纳米，十亿分之一米的长度。却蕴含无限的产业发展空间。谁输掉了纳米，谁就输掉了未来。

　　纳米技术与不同产业交叉将产生新的产业或者学科，对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生态环保等新兴产业发展具有重大的引领带动作用。

　　“要用纳米技术把苏州工业园的新兴产业聚拢起来，形成一个拳头打出去。”苏州市委常委、苏州园区工委书记马明龙称，要用5-10年时间，将苏州工业园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知名的纳米技术产业基地。“未来提起纳米，让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苏州，就是苏州工业园。”

　　破釜沉舟，舍我其谁。

　　一直以来，苏州是苏锡常经济带的龙头，经济发展速度省内无出其右。成功逼退了经济危机后，苏州人却发现，另一场危机已经悄然走近。

　　昆山、无锡等周边地区转型发展的力度前所未有；与天津、广州等高新区相比，园区在产业能级和科技创新等方面还有差距。同时，园区面临的现实是原有的政策功能优势正在逐渐弱化，发展空间也受到很大局限。在区域竞争已没有优势。

　　马明龙更关注苏州的明天：“无锡有物联网，泰州有生物医药，南京有软件，我们园区又有什么？”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科教创新区若水路398号，一栋厚重的红白建筑，便是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这是国内唯一一个将纳米与生物相结合的交叉性研究所。纳米所旁边的建筑群就是苏州生物纳米园。

　　“国字号”科研机构的“金字招牌”、一流的科研条件、政府对产业的高度重视……意味着新一轮的人才聚集和产业聚集。

　　据介绍，目前苏州工业园区已经形成以纳米光电子、微纳制造、纳米生物医药、纳米环境治理四大产业领域为核心的发展布局；已聚集从事纳米技术研发和产业化人才超2000人，其中中科院百人计划14人、院士2人、国家千人计划3人、园区领军人才19人；在部分产业技术领域已形成优势团队，并率先掌握了一批高端产业技术环节。

　　今年2月4日，专注于纳米产业报道的媒体--NanoGlobe专访苏州生物纳米园后这样写道：“刚刚开园两年半的生物纳米园，已经拥有超过300个专利……在全球经济依旧不稳定的情况下……生物纳米园内纳微生物、百诺科技、纳通生物等一批企业，都已经准备好在全球纳米技术产品市场上大展拳脚。”

　　“2010年，保守估计，将有15家企业产值超过1000万，其中2家超过5000万。”苏州生物纳米园总经理刘毓文自信地说。

　　目前长三角生物技术产业群产值超过全国的三分之一。张江因区域之地利，积十多年之功打造“药谷”，如今年产值达百亿，几乎所有一流的跨国公司都有委托业务在张江，涵盖新药研发各阶段的“外包”服务链正在形成。而长三角生物医药领域，泰州后来居上已与张江齐名。

　　无论物联网还是纳米、生物，都只是国家高新区竞逐战略型新兴产业一个缩影。

　　“把培育新兴产业上升到国家战略，是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大步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学家陈清泰说。新能源汽车、光伏发电、电子信息……国家创新型园区正以则无旁贷的气势担负起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使命。

　　让每一朵鲜花都开放

　　“让每一朵鲜花都开放，让每一只鸟儿都歌唱”。

　　“由硅谷创造的现代工业文明，我们学了30年，仍觉得没有得到真谛。也许是因为人家经过了充分的城市化，而我们还处于城市化的初期。”有关专家称。创新型园区建设，不可能回避城市化过程中激烈的矛盾冲突和社会震荡，要求建设者和管理者付出更多的勇气、激情、智慧。

　　“一个广东老板跑掉了，欠着工人们几十万的工资，工人们情绪很激动，忙了一整年，都等着钱回家过年呢！”

　　年关将近，这天大早，常州高新区工委书记、常州市新北区委书记戴源走进办公室，还没来得及放下手中的公文包，高新区的电话已经急切的响起。

　　正是金融危机汹涌时，外向型经济风头强劲的长三角首当其冲。一时间，常州经济增速回落，外贸持续负增长，一些偏赖出口的企业逐渐破产、倒闭。

　　握着电话，戴源的眉头拧成了一股绳。中央反复强调保稳定，促增长，园区那么多企业，数以万计的工人，一旦出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沉思片刻，他拨通了新北区公安局长的电话：“无论想什么办法，一定要把那个老板找回来。”

　　5天后，公安局“请回”了老板，一场劳资纠纷得以协商解决。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国家高新区将融入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使命，管理高新区,也就是经营一座城市。”杨跃承如是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高新区设立之初，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环境下运行的“小特区”--“特事特办、特事特批”，在计划体制下，减少审批程序，减少行政干预。同时用优惠政策铺路，吸引国内外的资金和技术，以“精简、高效”创造发展奇迹。

　　同时，大多数作为地方政府的派出机构的国家高新区，虽然拥有所在市的市级经济管理权限，但受制于所在地方的其他有关部门和政策，有“权”无实。自国家高新区建立伊始，国家高新区便采用领导小组的制度，力求在高层形成协调机制，收获了一定实效，但由于权力、利益、责任划分等问题，高新区与区外体制的摩擦仍时有发生。

　　为了避免体制的冲撞,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 一些高新区出现了变化。据统计，目前全国56个国家高新区中，有15个和所在行政区合并，有4个和其他开发区合并。

　　像戴源一样的高新区负责人，有了两张名片：一张印着常州国家高新区工委书记；而另一张，除了工委书记外，还印着常州市委常委、常州市新北区区委书记。

　　“高新区不是孤立存在的经济区域，只有充分利用其所在城市、区域的资源优势，与外部科研、经济体进行合理的分工协作，才能整合技术、智力资源，实现其集聚功能、示范功能、扩散功能、改革功能。”戴源说，更为全面综合的管理职能，意味着一个资源调配更加强势的政府，对于促进高新区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对于驾驭一座崛起中的新城，将更加游刃有余。

　　据介绍，常州高新区与行政合区后，以高新区为主体对行政区域进行了整合，高新区调动和整合资源的能力和权力得到了进一步保障。而如青岛高科技工业园、苏州工业园等，既有区一级政府机构设置，作为一个完整的行政区域而存在，同时又是对园区进行管理的工委和管委会班子，实行园区合一的管理体制。

　　“我们就像是个大的集团公司，下属机构就是子公司，我们的客户是园区的企业，市委、市政府，还有常州的老百姓。”戴源这样比喻管委会与各方关系。

　　从招商引资到招才引智,政府的行为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现在我们这里公司超一半不是招来的，而是园内的上下游企业拉过来的。”刘毓文语速奇快，“市场导向”、“降低运营成本”、“专业研判”之类的词不时夹着英文不断从她嘴里蹦出来，让人觉得她像是跨国公司的老总，而不是国企的负责人。

　　这个注册资本5.5亿元人民币，于2005年10月组建成立的公司，是负责苏州工业园区生物纳米科技园SIP BIOBAY开发、建设、招商、运营的主体，利用联系世界顶级专家的外脑网络，经常参加业内在世界各地的展会推介园区的企业。“推销别人就是推销我们自己。”刘毓文说。

　　在这一点上，许多园区人跟刘毓文的观点有着惊人的相似。“政府不是全才，专业招商必须有专业的队伍，他们必须有专业知识，对产业政策和产业背景非常了解，才能具备对项目研判的能力。”徐炳兴说。

　　一个数字可以说明徐炳兴所称的“专业”。据介绍，苏州工业园科技局下属的招商中心有180个员工，每年进园项目约600个，全部分成细类由招商中心把关。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州工业园区的科技局机关编制还不到10人。

　　“说到苏州工业园创新，都会说到创投。”苏州工业园科技发展局局长张东驰不无骄傲的说，“现在园区共有100家各种类型的创投为企业创新服务。”

　　风险投资对于创新的意义已被无数次证明。

　　“园区从2001年做创投，因为投了才能吸引项目过来。开始是跟台湾学，他们在集成电路和液晶这两方面很强，但这两个方向是大投资也是大风险。”张东驰回忆，苏州工业园的创投，走过了从“跟跑”到“组织”的历程。

　　“咱们跟美国不一样，美国有成熟的机制，一个技术成熟后每个环节都有机构为其服务。因此硅谷的风投乐意初创期企业，因为只要做起来，将是几何倍数的回报。但我们国家还没有发育到那种程度。风投更喜欢投比较成功的，即将上市的企业。”张东驰认为，正是市场环境的差异使园区改变策略，“园区没有大规模的民营企业，都是小萝卜头。如果不在前段看准他，支持他，就很可能熬不到上市。”

　　从2007年开始，苏州工业园区开始大规模引进创投，通过跟进政策和奖励政策对创投进行引导，调动了市场的力量。“这两年的园区民营企业的成长证明这个方向是对的，真正给科技创新带来了信心。”张东驰深有感触，也充满信心，“我们相信，一切只是时间问题。”

　　旅美经济学家钱颖一说：“有了好的体制，有了好的创业氛围，有了旺盛的市场需求，硅谷就会自己冒出来。”

　　国家创新型园区新的产业生态和经济形态的演变，也许就酝酿着未来中国城市发展和新型政府的雏形。

　　（本报记者韩义雷、丁秀玉、刘锋对此文亦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