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大业》这部电影，讲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之后，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之前的中国。 短短4年历史，留给后来人许多好奇的询问： “二战”结束后，在全世界人民渴望和平与民主的潮流之下，为什么中国百姓并没有迎来和平，相反，却又一次陷入了内战？ 一支拥有全副美式装备，武装到牙齿，中高级将官均接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军队，为什么输给了一支布衣草鞋，小米步枪，数年前还被追赶得在偏远山区流窜的农民军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于中华民族这一已经生存了5000年，并仍将以旺盛活力继续生存下去的古老民族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曾经担任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的中国史专家罗兹·墨菲在其著作《亚洲史》中，曾专门以《国民党的削弱和共产党的强大》为章节标题，论及这一时期。他的阐述很简洁： “1931到1945年日本人入侵和占领中国，以盟军打败日本而告结束，但它也无可挽回地削弱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力量和民众对它的支持。 “当美国的斡旋在1947年如预期般失败后，中国的全面内战便爆发了。国民党军的兵力和武器均占极大优势，而且占据着全部大城市，但它的腐败和无能使它失去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支持。……所有这些因素，使国民党基本上失去了中产阶级和大多数工商业者、专业人士和农民的支持。与此同时，共产党部队在长期抗日战斗中完善了他们的游击战略，他们以其保卫祖国的行动和重视农民的纲领吸引了千百万中国人。” 他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共产党人称他们执行的是‘群众路线’，他们从事的不再是上层阶级的事业，他们事业的主要根基存在于超过80%中国人民居住的农村。” 韩三平是《建国大业》的导演，采访他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代表大多数人的要求，这是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蒋介石失败、毛泽东胜利的根本原因。都是历史人物，就看谁代表的群众意志更多。毛泽东代表着更多的人的追求和希望，这和西方选举有什么本质区别？只不过那个时候不是选举，而是采用暴力手段。但是本质上是一样的。” 一些历史细节，现在看起来，还是饶有趣味。1944年6月，《时代》杂志记者爱泼斯坦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达延安采访，他在采访笔记中写下了对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不同印象： “我个人感觉，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简朴的。他会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他不带警卫。当和包括我们在内的一群人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身后。 “毛在延安给我们留下的另一深刻印象是，他的从容不迫和安然自得。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正面临10多个抗日根据地频繁的战事和多方面的大量行政组织工作。在和国民党多方面的关系中，他是主要决策人，他既要躲开对手的攻击以避免发生内战，又要推动对手更有力地去打击日军。他已在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从事于理论写作和解决党内争论的问题。 “我们这些外国记者都来自重庆，我们不由得注意到毛和重庆的蒋介石在举止方面的强烈反差。蒋介石刻板，拘谨，神经质，语言单调，似乎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之中。 “蒋经常没有必要地过问过多的繁琐事务，事后批评他的指挥官做的大小每一件事。……毛则相反，他极擅长于委任他人负责某件事，以便他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分析一个更大的远景；他也擅长于树立榜样，总结经验。由于交通的阻断和困难，内部通信联络不可能对很远的抗日根据地在军事和政治上给以具体的指示，这就要求每个人了解并遵循总体的方针路线，把一致性和主动性灵活地结合起来，由他们自己判断，决定自己的行动。” 采访导演黄建新时，他说，拍摄时，他想把两个阵营在视觉形象上进行对比，一方是工整、华丽、仪式化，然而却刻板无生气的。另一方非常简朴，但是健康、向上，像太阳下一脸朝气的孩子。 照片和当年的报道帮助历史中的个人穿越尘埃站在我们面前。1945年的重庆谈判，《大公报》女记者彭子冈前往重庆九龙坡机场报道，在报道中，她这样描述当年重庆九龙坡机场的情景：“当他(毛泽东)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这是他的新装。”下了飞机，毛泽东来到张治中公馆：“毛先生宽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簇新的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陌生。” 为赴谈判穿了新衣新鞋，拿惯了粗瓷大碗的手打碎了盖碗茶杯，这样的一个毛泽东，没有人之后能在影视作品中塑造出来。采访中，无论是姜文，张国立还是唐国强，都承认自己的演技无法及本尊生动之万一。 然而电影毕竟是人的艺术。《建国大业》已经尽了一切努力，突破种种局限，尽力还原历史中生动的人物。包括使用明星而不是特型演员来塑造历史人物，包括设计了周恩来发怒，毛泽东醉酒的片段。 采访中，导演韩三平和黄建新都表示，希望这部电影能够吸引“80后”的青年人来看。 唐国强说得很煽情：“一个人这么大了如果不知道自己的爷爷是谁，是一个悲剧。” 《建国大业》剧本的重要主创人员几乎普遍生于上世纪50年代，他们从小接受的是英雄史观教育，有浓厚的毛泽东崇拜情结。但当他们共同来拍摄一部关于新中国如何建立的电影时，他们遇上的，是以“70后”和“80后”青年人为主体构成的电影消费市场。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主旋律电影”，2009年的《建国大业》，既要承担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历史观的普及，又要证实“主旋律”也是可以取得好票房的。如何让这样一部“主旋律”电影被市场接受，成为主创团队必须去解决的课题。用明星来吸引观众成为共识，而制作费用有限无法回避，所以才有了172位明星共聚一部电影，而且不拿片酬的现象。 不拿片酬似乎是演员们的心意。演员们说，这部电影是献礼片，妈妈过花甲生日，做儿女的献孝心是应该的，怎么能拿报酬呢。采访韩三平的时候，他叮嘱记者写上，他承诺，票房过了2亿元，就给演员们补片酬。 无论片酬补与不补，中影集团在中国电影制作力量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是每个电影人都无法回避的。《建国大业》作为国庆60周年献礼片的位置也是毋庸置疑的。演员邬君梅说，韩三平做到了斯皮尔伯格都无法做到的事情。她说出了一个事实：中国不是美国，北京不是好莱坞。 1915年，美国导演大卫·沃克·格里菲斯以美国南北内战为背景，拍摄了《一个国家的诞生》。影片上映后因为浓厚的白人种族优越主义而备受争议，但电影本身长达3个小时，从此开创了全世界史诗巨片的先河。乔治·萨杜尔在《电影通史》中写道：“《一个国家的诞生》使美国电影在企业经营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好莱坞得以摄制那些比意大利影片规模更大、更豪华的故事片，由此开辟了走向超级影片和巨额片酬的道路。该片首次在美国上映的日子乃是好莱坞统治世界的开始，同时也是至少在以后几年里好莱坞艺术称霸世界的发端。”《一个国家的诞生》开创了好莱坞电影人关心政治，积极对历史和政治发言的传统，这一传统一直保存至今。 《建国大业》使用的宣传口号也是“史诗巨片”。韩三平说，在这样的一部电影里，使用这么多明星，是一种实验。《建国大业》无法重现《一个国家的诞生》的成就，然而出现在当下，它的制作模式和它承载的各方赋予的意义，必将使它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电影制作和经营的一个突出案例，或许也将确实成为今后一种电影制作模式的先河。 《建国大业》第一版剧本，主线围绕“第一届政协如何召开”展开，韩三平和黄建新接手后，调整为目前“国民党如何失败，共产党如何胜利”。建国60周年时，回首当年，有心人引起的思索，会远远超过影像表面。 自然，一部电影能承载的东西终究有限。因此，成片过程中，删掉了很多段落。许晴在片中扮演宋庆龄。曾有一场戏，两个女人，宋庆龄和邓颖超共同回忆自己在革命中不幸流产，从此终身不育——战争或许无法避免，然而不论是正义还是非正义，给人造成的伤害永远是巨大的，不管这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领袖还是普通人。 比电影更好看的，永远是历史和历史中的人本身。1945年，毛泽东到达重庆第二天，《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撰写社评：“昨日下午3点多钟，毛泽东先生到了重庆。毛泽东先生来了！中国人民听了高兴，世界人民听了高兴，无疑问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结尾，他这样写：“说来有趣，中国的传统戏剧，内容演述无穷无尽的离合悲欢，最后结果一定是一幕大团圆。以悲剧始，以喜剧终，这可说是中国文学艺术的嗜好。有人以为艺术可以不拘于一格，但中国人有其传统偏爱，我们宁愿如此。现在毛泽东先生来到重庆，他与蒋主席有19年阔别，经长期内战，8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认真地演这幕大团圆的喜剧吧，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民最嗜好的。”王芸生当年的善良、乐观和天真跃然笔端，在今天读来，实在有一种特殊的沧桑感。 记者 马戎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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