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竞争激烈、充满压力和诱惑的城市中，强烈的“失落感”使部分农民工二代扭曲了人生观，进而脱离了生活的正轨、迷失在城市的边缘——近日，天津市6所监狱的农民工二代犯罪人员接受了当地媒体的深入访谈，其中67名服刑人员接受了问卷调查。对于调查结果，社科院有关专家进行了分析。9月21日，调查报告正式出炉，相关数据显示，农民工二代走上犯罪道路大多与其在城市打工受挫有关。

“城市，和我想象的不一样”

21岁的小施其实是个有情有义的孩子，接受采访时，每次提到爷爷奶奶他都禁不住掉眼泪。家在河南的小施，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出来打工，十几年了就回过一次家。小施和弟弟从小跟着爷爷奶奶生活。2009年，他也来到了天津。小施说，他最初出来打工的目的就是希望能赚了钱孝敬爷爷奶奶，同时自己也能过上好生活。

到了天津以后，他才发现，这里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大得无边的城市以及到处都讲规矩的环境让他无所适从。加上没什么朋友，缺乏沟通让他感到孤独寂寞。而且来了两三个月也找不到一个称心的工作，文化程度不高，只能干些卖苦力的活儿，让小施对好生活的憧憬变得很渺茫。

寂寞无聊的时候，小施进入了网吧。很短的时间内就沉迷其中。后来在网吧还结交了一些朋友。那些人大多是和他一样的打工者或农民工二代，他们请他吃饭，送他上网卡。这让内心孤独的小施很感“温暖”。后来那些人劝他：“别再打那些卖苦力不赚钱的工了，跟着我们干吧。”此时的他已经没有选择，虽然心里害怕，但还是跟着“朋友”一起去偷了景观灯的电容器。有了第一次、第二次，小施的胆子渐渐大了起来。辞掉了工作的小施常常在网吧一玩就是几天几夜，饿了叫盒饭，困了就趴在电脑前睡一会儿。这样的生活不敢让父母知道，于是索性搬出来和几个“朋友”租房住到了一起，一直到出事被逮捕。

老家山东的小望，是随父母来津打工的。他说：吃苦我不怕，对农村人来说，在城市打工再苦也比在农村种地轻松。让他受不了的是被城市人歧视、排斥、欺负。小望所在的企业，打工的大多数是女孩子。于是，渴望被认同的小望总是想办法接近、讨好城里的同龄人，但是城里人常常用“这个你不懂”，“看什么，看了你也买不起”之类的话刺激他。这还不算，工作上也总是和他过不去。有了矛盾，不好意思直接道歉的小望也曾主动向城里人示好，但总是被当众嘲笑，这让小望内心很苦闷，于是闲时就到网吧聊天、玩游戏解闷，在网吧认识了同乡。老乡说：电子厂的塑料颗粒可以卖钱，我有朋友可以带咱们一起干。小望跟着去了，第一次虽然分到的钱不多，但总够买游戏装备和交上网费了。第二次他分到了4000多元，充了游戏点卡后，半年多没往家里交工资的他，把其余的钱全交给了父母。看着父母拿到钱高兴的样子，小望的心里也美滋滋的，从没想过自己触犯了法律会被制裁。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近四成的调查对象是因为“向往大城市生活”和“好奇”来津打工；41.79%的调查对象认为，“入狱前的打工状况与当初想象相差很大”；52.24%的调查对象认为，在津“打工很忙、很累”；47.76%的调查对象对“打工城市的就业状况不满意”；近六成的调查对象认为，“打工很辛苦，房价物价太高、工资太低，生活不容易、压力大”。

矛盾、躁动、纠结、迷茫

所谓农民工二代，以“80后”、“90后”为主。他们或者曾是“留守儿童”，或者曾是随“农民工一代”父母进城寻梦的“无根儿童”。他们的“城市梦”比父辈更执著，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不愿意在结束了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后回乡务农。

在采访到的十几名服刑人员中，当问及将来是否还要回到农村老家时，回答几乎都是“不”。而且，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也根本没有务农的经历和经验。因此，在“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乡村”之间，他们在游离，稍一失控，偏离人生航向，走入犯罪歧途就会成为必然。

相较于第一代农民工犯罪，第二代农民工犯罪呈现以下特点：一是掠财性犯罪增多并呈现蔓延态势。在犯罪目的上，犯罪人(第二代农民工)更愿意直接选取掠财性犯罪为致富手段，以满足对城市生活的畸形需求。2007年至2011年，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检察院共审查批准逮捕农民工二代(30岁以下)犯罪案件37件49人，其中盗窃案7件8人，抢劫案16件20人，抢夺案1件1人，侵财案件合计24件29人，占农民工二代犯罪总人数的59.18%。二是共同犯罪比例高，团伙作案、连续作案等特点较为突出。在天津市第二代农民工犯罪调查中，结伙作案比例较高，约占全部案件的六成，其中以抢劫案最为突出，且呈现出团伙作案的特点。五年来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农民工二代聚众斗殴案4件9人，故意伤害案4件4人，妨害公务案1件1人，三类犯罪合计9件14人，占批捕农民工二代总人数的28.57%。三是犯罪呈现低龄化趋势。五年来天津红桥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农民工二代20岁及以下为14人，占批捕总人数的28.57%，而且犯罪的低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从各方面总结出的农民工二代犯罪的特点中不难总结出，农民工二代犯罪特点的核心就是矛盾、躁动、纠结、迷茫。正是因为没有明确的定位和归属感才致使农民工二代犯罪日益凸显。和最终赚了钱回家盖房的父辈相比，农民工二代对农村的背离更加决绝，而城市是他们生命中一个华丽的梦，似幻似真，近在身边，却又远在天涯。他们游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既不完全属于城市，也不完全属于农村。

赋予合法生存的一技之长

“我们要容纳他们。”一位社科院专家指出，对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慢慢地接纳他们，使他们成为城市的建设者。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极为重要，它不仅关系到农民工自身的问题，而且还直接关系到农民工所在城市的未来发展与稳定。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具有农村孩子的纯朴，他们易受环境影响，在一个恶劣的环境里容易学坏，但在一个好的环境里，也容易出人头地。在专家看来，这些农村孩子最需要关爱，这是全社会的责任。

这位专家还建议加强对农民工职业技能的培训，助他们有合法生存的一技之长。另外“要向他们开放公共设施。读书，是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重要途径。”“我们应该感谢农民工，他们为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这个受到感谢的群体也应该被全社会温暖相待，其实善待他们，也是善待自己。

天津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一直在关注农民工二代的犯罪问题，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所长刘晓梅认为，第二代农民工犯罪的个体原因多来自个体的挫折反应。他们带着对城市的向往与归属的追求来到城市，在城市体验了一段时期后，发现主观愿望与群体的整体期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无疑会在心理上产生强烈的挫折感并催生犯罪行为的发生。这种挫折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期望值过高而导致心理失衡。期望值的失落产生焦虑是第二代农民工的普遍心理状态。他们怀揣脱离农村的理想奔向城市，希望由此创造自己的事业和生活。但进入城市后，感受到城市的陌生和歧视，与城市居民相比，整体素质不高的他们只能从事以服务业为主的简单体力劳动，劳动时间长、强度大、收入低、不稳定而处境艰难。

二是相对剥夺感较强烈。在就业、生活福利、城市生活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得不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甚至在生存、安全、劳动报酬、工伤索赔等方面利益受侵犯的事件时有发生。而这些侵犯也未能及时得到来自于公权力的保障。对于权利和价值的失落，在很大程度上引起第二代农民工的不满。他们普遍认为自身的劳动价值得不到体现，因此处于孤立状态。这种被剥夺感产生的心理失衡激发的犯罪动因，则容易激发第二代农民工对抗社会的群体性犯罪事件产生。

三是边缘心理和过客心态较突出。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缺乏回归意识。他们工作、生活在某个城市，比父辈更向往融入现代城市生活，却常因户口、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等原因受到城市的排斥和歧视；他们中的大多数虽然来自农村，但并没有正式干过农活，因此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他们不像父辈根在农村，可以做城市与乡村迁徙的“候鸟”；他们是不同城市的“过客”，找不到工作也不会回老家，而是选择继续在不同的城市寻找机会，既游离于农村社会体系之外，又不能融入城市社会体系之内，大多归属感比较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