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勇供出了谢亚龙。谢亚龙会供出谁？

　　由于这个中国前足协掌门在体育系统内的任职经历十分丰富，涉及的部门和领导以及相关业务十分广泛，谁也不知道，谢亚龙被立案调查后，会供出哪些事和哪些人。

　　所有人都很期待——尽管现在谢亚龙在看守所里只字未吐。

　　本报记者 龙婧 发自上海

　　9月12日中午，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对外发布消息称，在侦办涉嫌利用足球比赛贿赂、赌博系列案件中，在国家体育总局的配合下，专案组已依法对谢亚龙、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原主任李冬生、国家足球队原领队蔚少辉立案侦查。

　　在此之前，足球圈内得到公认的推测是，李冬生和蔚少辉肯定回不来，而谢亚龙则仅仅是协助调查。

　　事实上，接触过谢亚龙的人，很少会认为他是个贪官。在足协的这么多年，谢亚龙给人的印象虽然是“不谙足球事业”、“唯上不唯下”和“中庸”，但始终与“廉洁”两字挂钩。

　　中庸的谢亚龙

　　“我一直觉得，谢亚龙是我认识的少数几个不贪的官员之一。他最多算个庸官。”一名足协的工作人员如此描述自己听到谢亚龙被立案侦查时的震惊。他说，谢亚龙是伍绍祖的秘书出身，做秘书的生涯让他养成了谨小慎微的习惯，而且，在跟谢亚龙接触的几年下来，觉得这个人也没有太大权欲贪欲，为人处世也比较温和，不抽烟不喝酒，似乎跟部下们都有着一层距离。

　　2003年谢亚龙到安康市挂职副书记时，曾在安康市宁陕县汤坪镇汤坪村村长邵勇波家住了一个星期。在邵勇波眼里，谢亚龙生活简朴，红薯、土豆，只要熟的他就吃。谢亚龙也会做农活，挖起地来一板一眼，在邵家时，他还亲手种了杏树，现在都结了果。

　　邵村长说，有一次谢亚龙来村里，碰上堵车，他二话不说下了车，充当临时的交通指挥员。直到把交通疏通了，谁也不知道他是谁，他就钻进车，走了。

　　谢亚龙在安康时的秘书李润林回忆，领导要求把安康市内除了党报外的其他报纸都停掉，这件事情在当地反响很大，很多人都反对，但谢亚龙还是很坚决地执行了。

　　舆论认为，正是这种坚定执行力，让谢亚龙官运亨通，备受领导赏识，不到四十岁就任群体司司长，官职正局，是体委最年轻的局级干部。

　　2005年，谢亚龙“空降”到足协后，继续执行他“唯上不唯下”的策略。

　　在足管中心的4年，谢亚龙为了迎合领导口味，只关注国奥队，导致中国男足女足集体大滑坡。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每场足球比赛上，“谢亚龙下课”的喊声此起彼伏。

　　而另一个让谢亚龙饱受诟病的事件，则是“中国足球联赛南北分区”。

　　中国足协原联赛部主任、中超设计者郎效农回忆，2006年、2007年时，大家都在提联赛分区。当时谢亚龙给他们说，这个是体育总局下的命令，让他们去操作细节。但这个提议，遭到了郎效农的反对，他觉得，这“完全是领导一拍脑门想出的”。

　　但是拖到第二年时，包括谢亚龙在内的足协领导坚持以“这是体育总局指示”为由，让郎效农继续操作。于是，郎效农只好写了一份“联赛不分区，照常打”的报告，直接交给了崔大林。

　　郎效农说，交报告时，他曾经问过崔大林，为什么想出这么个主意，当时崔大林一口否认，说是足协的主意。后来，他询问过多人，都否认此事为自己所提。

　　最终，“南北分区”不了了之。而直至大半年后，几个著名媒体的记者在采访多人后，终于发现真相—南北分区只是体育总局领导随口一说，谢亚龙听到后却当成“圣旨”一样去执行。

　　假象之下

　　坚定的“唯上不唯下”、不懂球、不亲自过问联赛的具体事务，而是将这些事情交给南勇、杨一民等人去做……这让很多接触过谢亚龙的人都觉得谢亚龙“连干坏事的能力都没有”。

　　但谢亚龙出事后，大家才发现，也许，一切都只是假象。

　　“国家队的任务不是发现人才，而是帮助俱乐部包装球员，我们要让俱乐部排着队送球员来。”谢亚龙上任后的这番豪言壮语，让国家队成为花钱买张门票就能进来一游的娱乐场所。

　　谢亚龙在任期间，共有超过150名球员“入选”过国足，几乎接近中超球员人数的一半。而这些去国家队“镀金”的球员，回到俱乐部后立马身价上涨，联赛开始前签订合同时，待遇确实高出很多。

　　具体为谢亚龙操办这桩生意的国足原领队蔚少辉，更是牛气冲天。据报道，蔚少辉叫“国脚”陪打牌输个一两万、暗示队员买手表孝敬都只是“小意思”，拿着各种发票向地方足协报销也不算夸张，办场比赛、修个场馆拿的回扣才是大钱。而坚持国家队名单“老外选完了之后，还要由中方教练组斟酌补充”，甚至通过翻译直接明确告诉外教“谢亚龙、南勇不在，你就是给我打工”，更显其“四哥”气魄。

　　除了国家队，谢亚龙还涉嫌通过各种赞助商敛财。

　　去年3月，耐克与中国足协签署了一份未来十年中超联赛的赞助合同，总金额2亿美元，远低于2003年与阿迪达斯签订的六年5亿美元的合同。据知情人透露，这份合同是谢亚龙在任时谈妥的，南勇只是完成一个签约而已。“耐克能以那么低的价格签下合同，其中给了谢亚龙多少好处不言自明。”知情人说。

　　巧合的是，耐克中国体育市场总监李彤9月中旬也被沈阳警方带走协查。

　　又有传闻说，2006年2月，亚足联开发公司原本与中国足协谈下以每年800万美元承包“中国之队”的协议，但12小时后，谢亚龙突然不签约了，转而牵手给他更多“回报”的盈方集团。于是，在此后的世界杯预选赛中，中国队被分进了澳大利亚、卡塔尔、伊拉克所在的死亡之组。

　　相关知情人士表示，谢亚龙还在与外国公司谈判时，收受对方好处，将牵涉到国家体育总局、足协的一些内部文件，以及体育总局谈判的底线泄露给对方，帮助对方获得合同。“这些都属于泄露国家机密的范畴。”知情人士说。“此外，无论女足世界杯还是东亚四强赛，主办地的决定权都成了谢亚龙另一条利益交换的渠道。”

　　然而，上述情况统统遭到了谢亚龙妻子的否认。

　　“我目前也不知道谢亚龙到底有什么问题，但我能说，现在很多媒体报道都不真实。”谢妻说，谢亚龙到足协两年后，也就是女足世界杯赛后，他就曾因“力不从心”向总局领导提出过辞职，但领导不同意。他把自己的名誉看得比自己的命都重要。

　　对于外界认为谢亚龙栽倒在爱福克斯和盈方两件事情的传言，谢妻均以“是足协几个副主席共同作的决定，有会议记录为证”为由进行回应。至于南勇供出谢亚龙的情节，谢妻则没有正面回答，她只是说，南勇的继任，是谢亚龙力荐的。

　　还有下一个吗？

　　更多的人，在这一次打黑风暴中被卷进来。

　　谢亚龙被立案侦查后，重庆市足管中心主任高健也在9月15日被召至沈阳协助调查。据知情人士透露，高健的问题出在全运会上，“去年全运会有六场比赛涉嫌假球，重庆和山东的比赛疑点最多。”

　　而跟谢亚龙一起被带走的李冬生，则跟被批捕的前任张健强一起，让黑哨线索逐渐清晰。

　　知情人士透露，根据先期被抓的南勇、杨一民、张健强、陆俊、黄俊杰等犯罪嫌疑人的交代，这段时间以来，“8·25专案组”频频造访中超和中甲俱乐部，通过查看这些俱乐部的往来账目，收集他们向裁判行贿的具体证据，“这次警方明确要求俱乐部财务人员提供具体的时间和具体经手人。”而多名已退役的裁判在接受调查时，爽快地承认曾在时任足协高官的指示下吹过黑哨。

　　据传，跟谢亚龙一起进去的李冬生，除了安排亲信操纵比赛搞权钱交易，还有自己独特的敛财之道：搞培训，地方埋单，足协收报名费、培训费；搞裁判员表彰大会，只要举办表彰大会的地方，第二年该地区的裁判员都会受到重用，以至于各地纷纷“进贡”争办。但裁判员的系统培训工作，却在李冬生掌权的十年来毫无进展。

　　正当大家把视线都集中到谢亚龙身上时，正在接受审讯的成都谢菲联原副总尤可为供出了多场联赛打假球。

　　尤可为是操纵比赛的老手，除了帮助本队打假球，还常常通过自己的关系，帮助别的球队“做球”。据了解，如今，尤可为在“里面”的交代材料，叠加起来比他的身高还高。而“8·25专案组”，也已经找了10家中超俱乐部前往沈阳协助调查，包括3支冠军球队。

　　这似乎暗示着，打黑的风暴，将再次凶猛。

　　时代周报记者从可靠渠道得到消息，已有多名“国脚”被召去谈话，最后每人交了200万保释金后暂时放回家，但要保证随叫随到。

　　“这些被召去的‘国脚’都是足协这条线上的人，可惜那个和境外庄家关系密切的赌球大佬‘国脚’F还没有落马。只有抓了他，扫黑才算胜利。”消息人士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而足协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在已经“进去”的人中，南勇、杨一民、李冬生、张健强、蔚少辉、范广鸣等人，都曾是阎世铎的手下，“假、赌、黑”就是在阎世铎任上猖狂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南头、龙头都进去了，阎头也快了吧”。

　　对于这些，中国足协掌门人韦迪不肯发表任何评论，他只是意味深长地对围堵他的记者们说了一句话：“我原来在内部整顿的时候(蔚少辉、李冬生还未被带走)说过，有问题的不止进去的那几个(南勇、杨一民和张健强)，咱们在座的还有人有问题。我当时就跟他们说，现在给你们机会，如果没抓住，就等于放弃了自我救赎。既然有了这么一个自我救赎的机会，你自己不救自己，那怨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