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滨海高新讯 曾经两任院长“前腐后继”的武汉中院,因为执行局的窝案,不得不再次面对舆论的煎熬。

　　因同一案件,6名执行局法官落马,使得长年来困扰法院系统的执行乱象,暴露无遗。而执行局腐败官员与地产商的勾连,也在此案中露出冰山一角。

　　翻过了一个别墅成排的小坡,一块杂草丛生的空地豁然呈现眼前。这块位于武汉黄陂区盘龙城中心地段的空地,面积400余亩,周围清一色的花园洋房早已拔地而起。

　　“武汉中院执行局涉案的6名法官,就是葬身于此。”武汉中院一庭长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

　　从去年5月开始,到今年4月,武汉市中院执行局的6名法官先后落马,均与这块闲置用地有着直接关联。

　　“宝地”成为“肥肉”

　　“我们赢了!”穿着白色制服的女孩子嘴角一扬,语气中满是自豪。

　　她是武汉致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丰公司)的一位员工。随着武汉中院执行局6名法官落马,致丰公司重新拿回了盘龙城这块目前市值4亿元的闲置地。

　　与这块地隔路相望的,是致丰公司已经开发完成的“28街”楼盘,号称武汉市首个商业休闲地产项目。

　　早在1993年,致丰公司就在此地拿下600余亩地。当时,该公司刚刚成立1年。

　　盘龙城虽被称为汉口的后花园,有“华夏文化南方之源,九省通衢武汉之根”历史之誉,但当时的黄陂,一直是武汉市的城郊接合带,地广人稀。

　　据《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了解,致丰公司以每亩不到两万元的价格便拿下这块要地。

　　但是,这家创始时一穷二白的本土公司,如何迅速筹集出这笔巨额的土地转让金,成为武汉房地产业的一个谜。而黄陂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一官员透露,这块地经武汉市国土局批准,出让手续齐全。

　　2004年,盘龙城大规模开发启动,这里的地价翻着番往上蹦,致丰的这块核心地段的空地成为了“宝地”。

　　2005年,武汉房地产业在盘龙城开始了“群英会”。纵横、名流、宝安、卓越、致丰、宏宇,一同谋划起了这片原本荒凉的土地,制造出一个个暴富神话花园洋房、联排别墅、独立别墅、大型商业配套项目,各种高端住宅应有尽有。

　　在武汉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总体规划中,2008年后盘龙城将成为生态休闲旅游建设工程体系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时,致丰公司划出200亩地,开发了“28街”。而其余下的400亩地,当时的市值已经达到1个亿。但与攀升的价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该区域的配套一直跟不上。

　　“28街”也成为了媒体曝光的对象。《武汉晚报》在2008年底的一篇报道里说:“电机发电,电压不稳,所有的家电成了摆设;供电时间从早上9点到凌晨1点,其他时间靠蜡烛和手电照明这离奇的一幕发生在黄陂盘龙开发区的武汉28街社区。”

　　而当时致丰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就表示,主要是由于销售资金回笼存在问题。

　　事实上,在“28街”项目开发后,致丰公司早就显现出“元气不足”。

　　“致丰公司在开发初期时资金就不足,拆迁补偿不到位,农民们迟迟不愿搬走。”黄陂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一官员说。最终,为完成该项目,致丰公司负债累累。在2008年5月,致丰公司给供电公司的承诺书上就写着,尚未支付的工程款就有1383万元。

　　在这样的情形下,致丰公司无力开发的400亩地,成为众多地产开发商垂涎的肥肉。

　　6名执行官员落马

　　在房产开发商流口水的同时,武汉中院执行局几名法官同样蓄势待发。

　　“我们当时只欠了2000万的债务,却被查封了一块价值上亿元的土地。”致丰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这是一起典型的执行局“超标查封”腐败案例,随后该地经过评估,最终以低价拍卖给武汉市某大型房地产开发企业。

　　“在执行局超标查封土地或房产后,就会迅速找到一家评估公司按市价正常评估,再和与自己有紧密联系的拍卖行达成私下协议,最终确保事先商定的企业中标。”武汉房地产业内人士将执行腐败的流程一语道穿。

　　此前,“中国第一烂尾楼”事件已经清晰地展现出蹊跷拍卖背后的谜团。

　　2002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广州市中院,负责解决“中诚广场”的债务纠纷,对其进行拍卖。当年10月,广州商人范俊业控制的两家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在拍卖中胜出,以低价购得“中诚广场”,并很快出手转卖,净赚4亿多元。

　　当时,外界感觉拍卖存在诸多蹊跷,但并不知其中被人做了手脚。

　　直至2008年6月,广东省高院执行局局长杨贤才,因在“中诚广场”拍卖中有违纪行为,被中纪委“双规”。其后,曾利用最高院副院长分管执行工作的身份,向杨贤才发过指示的黄松有被牵出。消息传出,众人恍然大悟。有报道称,黄松有在拍卖“中国第一烂尾楼”中,受贿数目达到300万元。

　　另有深圳中院原副院长裴洪泉等5名负责执行的法官,在评估、拍卖过程中收受贿赂,从而引发窝案,开特区法院腐败之最。

　　武汉中院执行局窝案的情形同样如此。“他们的胃口好大,不是一万两万的小钱,中标企业每次对他们出手都在20万以上。”武汉中院一庭长在接受《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而与此前执行腐败案不同的是,武汉中院执行局6名法官的问题,是通过致丰公司的诉讼一步步被揭露出来的。

　　因为不服武汉中院的“超标查封”,致丰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欲从中标者手中拿回属于自己的400亩闲置用地。

　　5月27日,在武汉香港路汉口银行大厦17楼,记者见到了致丰公司的一位负责人。他长叹了一口气,说:“官司虽然赢了,但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地块被查封,影响了我们公司长期的规划发展。”

　　诉讼期间,武汉市检察院介入此案调查,并指定江汉区检察院办理此案。

　　记者拿到的一份武汉中院执行局落马官员名单显示,2009年5月,副庭长李绪腊第一个被捕。到了2010年4月10日,副庭长金小璐(女)、执行员胡荣、明君一同落马。几天后,执行局副局长骆国安、执行员史明二人紧接着落马。

　　同一个法院执行单位,因为同一个案件,短时间内6名执行官员落马,这在中国司法史上实属罕见。

　　目前,此案仍在江汉区检察院紧锣密鼓的侦查之中,不日将提起公诉。

　　执行局走向前台

　　究竟有多少企业和个人“栽”在武汉中院少数领导和个别腐败法官手上,目前仍不得而知。而对于武汉信泰房地产公司这样一家房地产企业来说,已经被翻来覆去折腾了7年之久,仍然讨不到说法和法律的公正。

　　武汉信泰房地产公司在土地拍卖中,作为案外人,因为执行局的强行干预转卖土地,损失惨重。

　　2001年7月7日,湖北省高院判决中英时装公司支付武汉塑料公司房屋转让费352万元,到期后中英公司未能履行。武塑公司随后申请市中院执行,中英仍不能履行债务。

　　数月后,武汉市中院裁定将中英公司位于新华路面积近5亩的土地折价抵偿给武塑公司。2004年3月29日,武塑公司委托拍卖公司拍卖该地。

　　“在经历过海南房产泡沫的冲击后,武汉2003年后闲置房很多,这块地并不走俏。”信泰公司的一名负责人告诉记者。第一次拍卖后,这块地无人问津流拍。

　　4月6日,武汉信泰公司在第二次拍卖中以1340万元竞买。当时信泰公司在这块地周围已经拿下了6亩地,准备连同一起新拍下的地块,开发一个大型的房地产项目。2004年5月28日,信泰公司将该土地过户。

　　当时,武汉市政府开始对新华路进行改造,这块地迅速升值。信泰无疑做了一笔最划算的买卖。

　　此时,本应成为维护司法系统公正性最后底线的执行权,却在某些时刻主动走向了台前。

　　意外发生了,干预者正是武汉中院执行局。巧合的是,该案执行员又是“殷宪法”。

　　6月29日,武汉中院发出执行通知书,认为之前的执行是错误的,随后查封该地产。7月,武汉中院撤销之前的裁定书。到了2006年6月,武汉中院协助执行,要求江汉区房管局将该房产恢复至中英公司名下。房产和土地走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

　　“没有任何说法,我们就莫名其妙地损失了1300多万。如果法院认为之前执行有错误,应该让中英公司走国家赔偿方式,而不应该从我们案外人处直接收回我们合法取得的地产。”信泰公司满怀愤懑,向中院提出执行异议,但如同石沉大海。随后,他们开始投诉上访。

　　据信泰公司负责人介绍,全国人大曾就此事向法院下发督办函,但仍然不了了之。此后,该工程无奈停工,“造成的损失无法用数字来计算。”

　　5月25日,记者在新华路看到,该路段如今已经成为武汉市繁华路段,周边高楼大厦耸立,只有还挂着中英时装公司牌子的这块地产,蜷缩在车水马龙的路边。

　　执行局“耍赖皮”

　　5月26日,房产商余吉祥接到通知,前往江汉区检察院协助调查。

　　10年前,他在江岸区开发的一栋大楼被武汉中院执行局查封拍卖。但是,他应得的600万元回转款至今未见踪影。

　　余吉祥一直在投诉,认为“该案执行中存在腐败行为”,请求“依法落实该项目的回转执行,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

　　1993年,余吉祥开发“红日大厦”项目,其后与梅战华发生债务纠纷。

　　2004年9月8日,湖北省高院作出民事调解。双方当事人签订协议,余吉祥将“红日大厦1-9层及10层房产抵付其所欠梅战华的欠款,而梅战华则补偿余吉祥600万元。协议约定,梅战华只有付清了余吉祥600万元后,房产才能转移。

　　此前,该案由武汉中院作出迥异的裁决,在余吉祥未能拿到款项时,要求余吉祥将房产转移给梅战华,并由执行局负责办理。在之后的评估中,这栋大楼的涉案房产价格达到2040万元。

　　但让余吉祥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在他还没有拿到回转款之前,大楼已被解封,该大楼又被转卖给了另一家公司。“梅战华直接从法院拿走了本属于我的那笔钱。”余吉祥说。

　　它提供给记者两份同样出自于武汉中院的裁定书,日期均为1999年11月22日,署名为同一名执行员“殷宪法”。但是,其中提到的抵付款项则分别为“1027万余元”和“1827万余元”。

　　但法院坚决不承认这是“阴阳判决”,称是梅篡改了文书。实际上,法院随后既没追究梅的法律责任,余吉祥也未拿到属于自己的款项。

　　“错裁,错执,再错执,这是执行局里某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在耍赖皮。”余吉祥瞪大了眼睛,说话时像是连珠炮。

　　武汉中院“前腐后继”

　　5月的阵雨后,武汉中院大楼被洗刷一新,巍峨地矗立着。路边竖立的宣传牌已经褪色发白,“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的口号却难以成为这里每一个法官的信条。

　　2002年,武汉中院因爆发“腐败窝案”而震惊中国司法界。涉案人员中,不仅包括当时的武汉中院常务副院长柯昌信和副院长胡昌尤,还包括副庭长3名、审判员7名、书记员1名和44名律师。

　　案件在2003年至2004年间陆续判结。法院最后判处柯昌信有期徒刑13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万元;判处胡昌尤有期徒刑6年零6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3万元。而其余11名涉案法官,则分别获刑2年至13年不等。

　　与此同时,司法机关查明,武汉的一些律师行贿成风。据一位知情律师说,当时有一段时间,一些单位想找自己的法律顾问,却怎么也找不到人,后来才得知,他们都是因为涉案逃跑了。

　　2003年8月,有中央领导对此严厉批评:“真是触目惊心!贪官怎么能当法官?贪官怎么能公正执法?贪污腐败是造成执法不公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人民群众对司法不公最不满意的地方。”

　　这次“窝案”过后,周文轩临危受命,于2003年3月当选为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周文轩前期的表现让人感觉满意。他表现出“高调反腐”的姿态,不少人认为他“确实动了不少脑筋,花了不少心思”。

　　2003年4月27日,他又在中院推出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事改革。65位新任正副处级职位的法官宣誓就职,原有的22位正处级干部易人。

　　2004年,他又推出所谓的“刮骨疗毒”,如在全市法院系统设立立案接待大厅,公开接待、立案、收费等有关事项;对需评估、审计、鉴定、拍卖的案件,一律采取随机摇号的方式选定中介机构。2005年年初,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整整一年的刮骨疗毒,武汉法官的形象有了新的改善。”

　　但是,周文轩上任后举起的这面高调反腐大旗,3年后便告倾倒。2007年9月14日,周文轩因犯受贿罪被判刑10年。

　　值得注意的是,周文轩为解决案件“执行难”这个老顽症,对执行队伍大整顿,部分执行法官或调离、或“双开”。

　　周文轩曾表态说,解决执行难题,关键要靠一支过硬的队伍。对一些责任心不强、业务水平低、廉政意识差的执行人员,坚决调离。

　　武汉市法院通过“双向选择”,共清调不适宜执行工作的人员7名。对一些贪赃枉法的执行人员,坚决清理出去。当年4月,市法院一执行员因2002年收受他人钱物的事实被查证后,受到“双开”处理。某区法院一执行员援引废止法条执行案件,被新闻媒体曝光后,该执行员被调离,执行部门的三名领导全被调整。

　　此外,周文轩还提出对调整后的执行队伍,进行封闭培训,提高业务素质和廉政意识。并组织一些执行干警收听收看《触目惊心的法官腐败案》电教片,进行教育。

　　而现在,曾经被严肃整顿的执行法官队伍,也难逃被查处的命运。

　　武汉中院执行局腐败窝案,又一次将法院执行腐败的危害展露无遗。

　　新的利益共同体

　　事实上,各级法院中执行局法官的位子往往被视为“危险与诱惑并存”,执行局的权力与风险同步放大。

　　尤其是在已经处于风口浪尖的房地产行业中,动辄上千万的利益诱惑,往往遮盖了执行腐败的风险。甚至,在圈地运动演绎到白热化时,某些房产商与执行官员打成一片,对于黄金地段的竞争也走向极端。

　　“武汉中院执行局落马的这些法官,已经与部分游走在法律边缘的地产商勾结,形成了新的利益共同体。”武汉房地产行业一位资深人士对《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说。

　　据新华网的评述,随着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案件逐年增多,各地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遇到具体法律适用问题,现行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缺乏规定。同时,因管理部门不明确、监督制度不完善,对外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环节出现违法违纪问题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和法院形象。

　　2009年1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意图进一步规范、指导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工作,有效监督对外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活动,切实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最高法的规定犹在耳边回响,盘龙城的喧嚣一如往常。

　　混凝土搅拌机和电机发动声交织在一起,成为新建楼盘工地上的交响曲。游走在这些亮丽楼盘周围的,总是一些皮肤黝黑衣着朴素的近郊农民,但他们住的都是安置房。雨后的积水填满了致丰公司那块空地上的坑洼,按照房产公司的规划,两年后又将有成片的新楼在此拔地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