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家田（右二）一审被判处死刑。

41名被告在法庭上接受宣判。

    本报昆明12月7日电（刘子倩 记者张文凌）今天，昆明市打黑除恶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召开公判大会，由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以蒋家田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共41名严重刑事犯罪分子进行公开宣判。被告人蒋家田、杨菊芬、杨国应、谢明祥被判处死刑，被告人李文彩被判处死缓，其余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及1年6个月至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昆明中院审理查明，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被告人蒋家田、杨菊芬、杨国应、谢明祥、蒋满英、蒋太来通过贩卖、运输毒品，聚敛了大量资金。被告人蒋家田又将毒品犯罪所得投入茶室、旅社、饭店、货运部等经济实体，纠集“两劳”释放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组成了以蒋家田为首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他们进行的贩卖、运输毒品，强迫交易，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盗窃，出售、持有假币，诈骗等多种违法犯罪活动，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活、经济秩序。

    最终，被告人蒋家田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贩卖、运输毒品罪，以及强迫交易等9项罪行，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被告人杨菊芬、杨国应、谢明祥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死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李文彩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整个宣判过程中面无表情的蒋家田在听完宣判后，面色铁青，喉节数次剧烈抖动。在昆明中院的羁押室里，拿着判决书的杨菊芬则放声大哭，并冲着一栏之隔的同案犯——她的母亲蒋满英大呼：“妈，我对不起你们！”此时的蒋满英已瘫坐在椅子上，掩面而泣。

    据了解，一年以来，昆明各级政法部门共查获涉黑犯罪团伙3个，涉恶犯罪团伙61个，各类违法犯罪团伙1459个，抓获各类团伙性违法犯罪人员7414人。

    在此次公判大会上，昆明市政法委书记海文达表示，今后，昆明政法机关将始终如一地强化线索摸排，深挖“保护伞”，强化督导检查，把打黑除恶工作不断引向深入，坚决对各类黑恶势力进行毁灭性打击。

18年：农民变成“黑老大”

1990年，30多岁的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县农民蒋家田来到昆明，靠在昆明南窑火车站倒卖火车票度日，之后开始零星贩毒。十几年后，蒋家田成了昆明火车站及附近区域闻名“江湖”的“蒋老爷子”。

2008年9月15日，在蒋家田人生最得意的时候，在其玫瑰湾商务会所的办公室里，被警方捉拿归案。一个作案人数多、作案次数多、触犯罪名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就此浮出水面。

他们甚至影响了昆明毒品市场的行情

“我做的都是正当生意，没有什么违法犯罪的事。”2008年9月15日晚上11时，当警方第一次对蒋家田进行讯问的时候，蒋家田一脸无辜地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把我带到公安机关。”

直到2008年9月18日，当警方对蒋家田进行第八次讯问时，他才第一次供出自己贩毒的事实。

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上个世纪的1998年，蒋家田开始在昆明宋旗营一带做零星贩毒的买卖。某天，他因为介绍两个云南会泽县人到新疆人吐尔洪·买买提那里买海洛因，被会泽县公安局抓获，在会泽看守所拘押了7天后释放。2001年冬天，蒋家田在购买了30克海洛因准备卖给一个四川女人时，被昆明市公安局禁毒分队抓获，判处11个月的有期徒刑。

从监狱出来的蒋家田重操旧业，并且贩毒生意越做越大，雇有保镖10多人。由于有了被抓的经历，蒋家田变得日益狡猾。他有专门的毒品来源渠道，由他雇用的马仔分别负责购毒、运毒、分销、观望等，蒋家田本人在毒品交易中几乎从不接触毒品，也从不在交易中出现。

从1990年到2004年，蒋家田依靠零星贩毒初步形成了以毒养恶、以恶护毒的黑恶势力。

2002年6月，21岁的保山龙陵县农家女孩杨菊芬来到昆明，在同乡开的洗脚店里打工。某天，蒋家田来店里洗脚，长相清秀的杨菊芬博得了蒋家田的好感。一个星期以后，蒋家田给生活贫困的杨菊芬租了一套房子，还给了她一张存有1万元的银行卡，杨菊芬与大她28岁的蒋家田同居了。3个月后，杨菊芬怀孕，之后生下了她和蒋家田的女儿小玲。

蒋家田与杨菊芬的相遇，使蒋家田的贩毒生意从零星贩毒转为小宗又转为大宗贩毒，而杨菊芬也由一个农家女孩变为大宗贩毒的主犯，她的父亲、母亲也由此卷入毒品犯罪，一个家族贩毒团伙在昆明开始了他们长达5年的贩毒史。他们贩毒活动，甚至影响了昆明毒品市场的行情。

毒品生意“走向世界”

据杨菊芬的母亲蒋满英交代，杨菊芬生下女儿后，蒋满英和杨菊芬的父亲杨国应从老家来到昆明照顾杨菊芬。“尽管我们知道他已有家室，并且有3个成年的儿女，但我们还是默许了女儿与蒋家田的关系。”

由于蒋家田和杨国应是同龄人，蒋满英和杨国应觉得他们很谈得来。“而且蒋家田曾因贩毒被公安抓过，而我儿子也曾因贩毒被判了死缓，所以我们心里就没了隔阂。”蒋满英说：“我家女儿跟了蒋家田后经济有了好转，我们从心里感激他，后又听说他认识很多做毒品生意的人，我丈夫杨国应就跟蒋家田说他在缅甸认识一些做毒品生意的，可以搞到一些毒品来昆明。蒋家田就说，带来试试看，到时候他找人买。”

有了蒋家田的承诺后，杨菊芬从她存的两三万元中拿出了8000元，让父亲杨国应到缅甸进货。拿着钱的杨国应先坐车去缅甸，找到一个龙陵的老乡后以70元一克的价拿了80克海洛因。背着这些毒品，杨国应或走路或坐摩托回到龙陵，再从龙陵坐车把毒品带回了昆明。到昆明后，经蒋家田电话联系后，杨菊芬和杨国应带着这些海洛因在昆明南窖村出租房找到一名男子，男子验货后，以300元一克的价格，将共计2．4万元给了他们后就走了。

第一次生意做成之后，杨国应到缅甸运毒的量也越来越多，每次他都是带着现金坐客车到临沧市镇康县南伞镇，然后走到缅甸老街去找老板，在老街现金现货交易，背着毒品走回南伞，再坐客车回昆明。有时他带毒回来了，会回老家呆几天再回昆明。毒品卖得差不多了，他又过去带。带上来的毒品基本都放在他们租住的地方。

这个看上去老实巴交的老农民自2003年开始贩毒，在过程中认识了一些人，背回来的毒品也不完全交给女儿，自己找人卖。卖来的钱都交给女儿存在卡上。据杨菊芬交代，从2003年到2008年9月被抓，杨国应经手的毒品大约有60公斤左右。

慢慢地，向杨菊芬要货的人多了起来。

2007年11月，杨菊芬和她父亲决定购买一辆长途卧铺客车，“开长途客车是正当职业，可以洗白钱，而且藏毒品拉到昆明方便”。车买来后，杨菊芬雇佣了两名驾驶员，其中一名驾驶员谢明祥专门负责把杨应国从缅甸带回来的毒品藏匿于客车中，每带一趟可以得到1．5万元的辛苦费，而另一名驾驶员对此却毫不知情。杨菊芬和蒋家田商定，卖了毒品以后，扣除本钱运费，毒品的利润两人平分。

贩毒家族的覆灭

蒋家田和杨菊芬购买的海洛因，大部分都卖给了一个叫李文彩的女人。

当杨国应带回了毒品，杨菊芬打电话通知李文彩货到了时，李文彩每次都骑着电动车，用一个黑色塑料袋提着几十万元现金过来。那花花绿绿的几大摞百元现金，让杨菊芬的母亲蒋满英心跳加速，“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多的现金”。每次，李文彩都大大咧咧地把毒品放在塑料袋里或别在腰间带走。

2008年6月12日，李文彩从蒋满英住处取了海洛因，回到所租住处与人交易，被警方当场抓获，查获毒品海洛因一块，净重347.6克。

李文彩被抓后，蒋家田和杨菊芬暂时停止了毒品生意。两个月以后，蒋家田让杨国应将他的一批麻黄素找一个缅甸人接货，杨国应从中赚取了10多万元。在此之前，蒋家田曾多次介绍两个景洪女人卖麻黄素，这两个女人每次送上来的货都价值几百万，由蒋家田帮她们找销路，他从中每次获得20万的好处费。

8月底，杨菊芬让杨国应在中秋节前再做一单，这次要进20块海洛因。8月27日当晚，杨国应带着杨菊芬拿给他的37万元人民币现金加上自己的10多万人民币坐客车去了南伞，然后出境购买毒品。9月12日，杨国应带着19块海洛因回到境内，准备交给谢明祥，途中被边防武警抓获，净重6690克的海洛因被当场查获。

2008年9月16日中午11时左右，警方在保山市龙陵县平达乡街脚村，将藏在妹妹家中的蒋满英抓获。警方从蒋满英身上查获现金2万多元和几张银行卡，其中一张农行的金卡上有180多万元，这些钱全是杨菊芬一家贩毒所得。

蒋家田和杨菊芬的家族贩毒就此结束。

“搓钱”一度成为当地最大的社会治安问题

除贩卖毒品外，蒋家田还有着其他的“生意”。

自从购买了长途卧铺客车以后，蒋家田每次都只要4块海洛因，本钱在12万元左右，第一、二次他共获利60多万元，每次他都要留下12万元作为下次的毒资，其余的钱，他先后拿出30多万元投到他的蒋鑫餐具消毒公司里，另外20多万元到广州、深圳、天津购买了报废的奔驰、奥迪和三菱跑车，重新喷漆后让人做了假车牌和假行驶证，放在他的“安源礼仪婚庆公司”里出租。

随着蒋家田经济实力的增强，他在“江湖”上的名声也越来越大。人们传言他“黑白”两道都有关系，可以摆平很多事情，只要他出面，人家都要给他面子。一些人开始纷纷投靠蒋家田，想“靠蒋家田的社会影响力，靠他的关系做生意挣点钱”。对于投靠的人，蒋家田也很关照，这使自己的“威望”越来越高。

2008年，曾经帮蒋家田出过力、被劳教两年的朱良民，找到蒋家田，希望蒋家田帮他找点工作干。蒋家田于是安排他到他和杨菊芬合伙开的便民川味饭店上班。而此时的便民川味饭店正在大肆地进行着“搓钱”（调包假币）生意。

2006年12月到2008年9月，“搓假币”一度成为昆明火车站区域最大的社会治安问题。

客人进店吃饭后付钱时，“搓钱”的人趁客人不注意，将真钱换成假钱。客人出店后，有专门人员负责跟踪，看客人是否发觉钱被调包。如客人发觉，便立即上去道歉并把真钱还给客人。他们平均每天可以调换10多张，也就是1000多元。

在“搓钱”最严重的便民川味饭店、三川饭店、川渝饭店、仁和饭店中，有3家是蒋家田与人合伙开的。

江西人夏炎功（化名、在逃）是“搓钱”的主要负责人，他笼络了他的亲戚老乡20多人，有组织地在昆明火车站调换假币。他们分工细致，有人负责“搓钱”，有人负责“跟猪”（跟踪），有人负责接受公安机关的处罚。

据参与“搓钱”的吴江交代，如果有顾客报警，为了不让派出所把饭店关掉，他就以“看店者”的身份，到派出所去接受处罚。他呆在派出所一段时间，夏炎功会给他每个小时100元的补贴。从2006年底至2008年8月期间，吴江共接受处罚10次。

为了利用蒋家田的影响力，2008年5月,夏炎功主动提出和蒋家田合开仁和饭店，开店的目的就是为了在饭店里面“搓钱”。随后夏炎功在饭店“搓钱”，蒋家田负责让饭店没人来找麻烦。

2008年8月，蒋家田看在杨菊芬店里打工的杨菊芬的嫂子张庆连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困难，就让夏炎功分一部分假币业务给她做。

2008年到9月15日，在抓获过程中，警方在张庆连藏匿假币处所内当场查获尚未卖出的假币446张，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44600元。

据警方消息，2006年12月1日到2008年9月15日，昆明火车站区域的派出所共接假币报警2267起。而2008年9月15日对以蒋家田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实施打击后，2008年9月16日到2009年5月31日，共接假币报警285起。假币犯罪活动大大减少。

茶室开业请客都请了3天

2008年7月19日，失业多日的邓力文在一电杆上看见一个招聘酒水促销员的小广告，邓力文立即打电话过去，一个自称蒋经理（蒋姐）的女人叫他到汇丰休闲茶室面试。邓力文到了那里后，看到里面一群年轻男女正坐在电脑前玩，蒋姐说，他们招聘酒水促销员其实就是在网上和男人聊天，然后约他们来消费，根据消费金额提成。

看邓力文犹豫，蒋姐笑笑说：“这种事情不犯法，只是打了打法律的擦边球。真要有什么意外，还有幕后老板蒋家田呢，他在昆明的关系非常不一般。”

2008年，蒋家田用贩毒所得的钱与朋友合开了汇丰休闲茶室和碧波轩茶室，两个茶室的方式都是通过专职聊天员以女性身份在互联网上寻找男性网友聊天，然后将男性网友约到汇丰休闲茶室消费，结账时高价收费。如果网友认为价格过高而不愿付款，便对网友进行威胁、殴打。

留在汇丰休闲茶室当QQ聊天员（键盘手）后，邓力文把自己的资料做成了一个23岁的女孩子，取名为“惜缘”，另外还做成了一个32岁的女人，取名为“秋叶”。然后开始在网上疯狂地加25岁到40岁的男人作为聊天对象。在聊天的时候，他将对方的身份、文化、经济实力等情况进行筛选，投其所好，让对方产生好奇和信任感，通过互留电话号码让对方主动约见。见面时，茶室会根据对方的年龄、经济实力等情况安排适合对方口味的人去见面。25到28岁的安排19岁女孩陈英、陈静去见，28到40岁的安排蒋姐去见。邓力文从进茶室到最后被抓，在网上共“聊”过70多人，见面的有60多人，成功引到茶室消费的有20多人。

据碧波轩茶室的合伙人之一熊腾才称，没有营业执照的碧波轩茶室开张时很张扬。蒋家田在玫瑰湾商务会所的3楼餐厅请客3天，来了各种各样的人，来的人都叫蒋家田“大哥”。

看不起“打打闹闹”的黑老大

对于蒋家田来说，“生意”不只是做买卖，还包括“打打闹闹”。

2008年7月，无事可做的邓建华找到蒋家田，希望能有份工作，蒋家田于是将邓建华安排在了他新开的豪达托运部，负责进出货。有犯罪前科的邓建华由于年龄较大，做事稳重，其能力很快便得到蒋家田的欣赏。

蒋家田的“手下”熊绍文在2005年9月因故意伤害罪被昆明市西山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无正当职业的熊绍文常带着几个兄弟，专门“摆造型”（替人打架）、敲诈，每摆一次可以得到几千元好处费。熊绍文的恶名在昆明一些地区响当当。

熊绍文和邓建华以“蒋哥”的名义在多个场所公然敲诈，蒋家田都表示默许，有时他也会出面帮助摆平一些事。虽然他口头上说“我最看不起那些通过舞枪弄棍、打打闹闹来赚钱的”，但是他知道，暴力的支撑可以形成对人的心理强制，可以在一定区域和行业范围内形成一定的非法控制。

2008年9月9日，熊绍文带着几个兄弟与垫江一些老乡喝酒，席间双方发生争执，最后打了起来。垫江老乡把熊绍文的包和项链抢走。熊绍文找到关上派出所报案，对方与熊绍文联系，让他不要报案，他们愿意赔钱，说好第二天谈判。

第二天，熊绍文带了两支自制火药枪去谈判。大家正在谈判的时候，对方报了警，警方将他们全部抓获。当天下午，邓建华打电话给蒋家田，问他能否将熊绍文保出来。蒋家田打电话给某派出所干警，但未保出熊绍文。

蒋家田万万没想到，6天之后，自己也成了阶下囚。

“低调”的“蒋老爷子”

在“混社会”的人眼里，蒋家田是个“豪爽”、“好交朋友”的人。

曾和蒋家田合伙开茶馆的卢鸿说：“老蒋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认识的人比较多、人缘好，可以出面摆平很多事情。兄弟们对他很尊重，他对任何人都很客气。老蒋也不是去抢、去偷、去打打杀杀的人。”

社会上传言“蒋家田方方面面的人都认识”，蒋家田的供述对此有所印证。他供述：他们为贩毒所买的大客车落在他的名下，因为杨菊芬说“车子在蒋家田名下，即使出事了，车子也不会被收掉”。当杨国应因背毒被边防武警抓获后，蒋家田打电话给一名律师，让他帮忙救人。此律师表示要100万，先打20万。于是蒋家田便先打了21万过去：“我想他请客、买烟等需要花钱，所以就多打了1万。”蒋家田说：“想什么办法就是他自己的事了。对我来说，依法办也好，非法办也好，只要人能出来就行，地方不同，行事方式也不一样。”

“黑老大”为何低调

根据警方的侦查，蒋家田为人很低调，虽然他是个有钱人，但吃的用的并不讲究，也不招摇。虽然有10多辆加长车，但很少开，出门都是打摩托车。但他在“江湖”威信很高，人们尊称他“蒋大哥、老大、蒋老爷子”。据他自己交代，他用人，一般都不问别人的名字。“这是我的习惯”。

但是，警方认为，蒋家田的低调正好反映了他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

许多人都知道蒋家田在贩毒，但具体怎么做，谁也说不清。在昆明市第二看守所，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同案犯邓建华时，他坚称自己“和蒋家田的关系一般，他不器重我。假如他器重我，我就涉毒了。他真正器重的是他的亲戚”。

事实上，在杨菊芬一家的贩毒中，由于知道做毒品生意危险，蒋家田从不插手，也从不出面接毒品和卖毒品。他说：“接货我不管，卖货我也不管，只要你们做事小心，我就等着分钱。”有人想买毒品，蒋家田就跟来的人说：“有事，你们和嫂子（指杨菊芬）讲，我不管。”杨菊芬后来供述：“蒋家田从不经手毒品的事，具体的事情都是由我安排处理，但所有的事蒋家田都是知道的。”

由于蒋家田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所以从不亲手沾毒品，更不与人谈交易毒品的事。但蒋家田在组织内部影响力之大，使被警方抓获的人都不敢指证蒋家田，他们知道，一旦得罪蒋家田，就没有立足之地，这也造成了警方屡失抓捕蒋家田的机会。

被抓之后的蒋家田一直不承认自己的罪行，警方对他的审讯达数十次，他甚至威胁办案人员：“黄泉路上不分先后。”之后他又声称那么多人指证他“是墙倒众人推”，并且认为检察机关指控他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组织罪证据不足，所指控的18个骨干都没有过任何形式聚会、碰头，也没有任何的规矩、纪律、强制性约束。这些人之间大多互不相识，甚至有些被告人他自己都不熟悉。无论是贩毒、强迫交易、寻衅滋事、敲诈勒索、出售和持有假币、诈骗，这些人都无需向他汇报、请示。

揭秘“蒋老爷子”的手段

但是，检察机关认为，蒋家田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虽无成文的帮规，但有不成文的规矩，这体现了首要分子对其组织成员的支配性。虽然整个组织貌似松散，但结构分明，各中层骨干领导的团伙各行其是，互不冲突。

整个犯罪组织呈现金字塔结构，以蒋家田地位最高，其意志完全得到组织成员的服从和执行。组织成员一旦有人被公安机关抓获，组织会采取救助行为。正如杨菊芬、蒋满英、谢明祥等人供述的那样，只要不出卖组织，蒋家田一定会去把人救出来。

且蒋家田本人及其同案被告人的供述，均能证实在该组织中，大到数百万元的毒品生意，小到是否允许手下弟兄继续敲诈一个小小的川味园饭馆，都是蒋家田说了算。

在蒋家田手下，中层骨干分工明确：邓建华协助蒋家田组织犯罪的同时，以蒋家田的名义插手摆平各种“江湖”纠纷；杨菊芬全面负责打理毒品买卖；熊绍文专门为该犯罪组织实施各类犯罪提供暴力协助，纠集了一批固定人员，看场子、收保护费、插手民间纠纷，充当“地下执法队”的角色；徐传忠、卢鸿负责经营茶室，专司强迫交易；夏炎功（化名、在逃）管理假币，为团伙聚敛钱财。

各中层骨干在各自负责的领域又分别领导、纠集着比较固定的一批人员，以暴力为后盾，肆无忌惮的作案。组织内部层级分明，管理严格。各中层骨干对上服从蒋家田的管理，对下负责各自领域内的业务，相互间基本互不插手，各自的“小弟”互不交叉，相关人员甚至互不往来，互不认识。（感谢刘子倩、王晶磊、关昆、黄涛对本组报道作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