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记者陆续接到多家社康反映，遭遇到社保局的“钓鱼执法”。经统计，社保局对社康中心进行“钓鱼执法”的时间多为今年五六月份。针对深圳社保局“钓鱼执法”事件，社保局不愿做正面回应，仅告知记者社保局会向医保处了解，在掌握相关情况后，会直接向公众公布。（《齐鲁晚报》） 

　　从西安市某派出所抓嫖时的“钓鱼式执法”，到上海交通执法部门对司机搞“钓鱼式执法”，再到今天的社保部门对医生搞“钓鱼式执法”，“钓鱼式执法”已经成为行政执法部门屡试不爽的执法利器。 

　　我们的社会俨然开始进入全民“钓鱼”时代。 

　　其实，早在上海市高调处理交通执法人员“钓鱼式执法”事件时，我就预言，这种处理只具有个案意义。 

　　因为，即使我们再出一道禁令，严禁各地的行政执法人员搞“钓鱼式执法”，但若没有相应的制裁措施特别是公众能制约权力的机制作保障，谁敢保证行政执法人员面对“钓鱼式执法”所能获得的巨大利益，不会铤而走险呢？ 

　　我们知道，在法治国家，对于“钓鱼式执法”应该是有法可管的。在国外，规范行政权力、行政执法程序等一系列行为的法律是“行政程序法”，法律明确了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中应当遵守的正当程序。 

　　而在我们国家，迄今对于诱惑取证根本就没有相关的法律规范。 

　　其实，诱惑取证分为两种： 

　　一种是“暴露型”，也就是违法犯罪嫌疑人本身有犯罪意图，警察所做的只是让其意图暴露出来，比如某一毒品贩子手中有毒品急于要找买家，警察得知后以买方身份与其取得联系； 

　　另一种是“诱使型”，也就是违法犯罪嫌疑人本身并没有犯罪意图，警察制造条件、采取行动诱发其产生犯罪意图，比如警察并不知道谁在贩毒，便四处放风说要以高价买毒品，有人因此铤而走险去买来毒品转而卖给警察。 

　　前一种，许多国家执法人员都在采用，因此我们也可以借鉴使用，但必须规范；而后一种，就是我们常说“钓鱼式执法”，是为各国所禁止的，我们也应当立法加以禁止。 

　　在规范行政权力方面，将行政权力关进“笼子”里的《行政程序法》，在我们国家根本不见踪影，甚至根本就没有提上立法议程，而不久前全国人大审议的《行政强制法》也没有禁止“钓鱼式执法”的内容。 

　　看来，要让“钓鱼式执法”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我们呼吁《行政程序法》尽快提上立法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