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塑重庆

　　重庆正在起变化。

　　薄熙来，重庆直辖以来的第四任市委书记冀图改变的不止是这座城市的环境、经济，他最想改变的是这座城市的精神。

　　在重庆直辖后的新版图里，百分之七十的新重庆人都是农民，剩余的百分之三十才是市民。重塑山城的工程浩大而艰巨，城市的管理者、居住者、建设者都被纳入这个庞大的体系中来，开始从精神到行动的变脸行动。

　　重庆的打黑被舆论解读为一次“风暴”，重庆的唱红又被视作是相当规模另类的“文化运动”。当然，还有更大张旗鼓的宣称自己要称为西部物流中心、商贸中心、金融中心的“经济运动”。 薄熙来并不讳言这一系列行动被外界传为“新五四运动”。

　　再塑重庆，在官方与民间都被调动起来后，成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未来的重庆将在喧嚣过后渐次成形。

　　黑金覆灭：重庆的打黑风暴

　　重庆的黑金生态像一颗毒瘤一样，慢慢吸食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益处，并慢慢渗透到政治领域，直至织成一张充满血腥的黑网

　　文  本刊记者 朱文强 刘彦昆 重庆报道   

　　10月的重庆，注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天空淅淅沥沥地飘着细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门外，前来旁听的重庆市民挤成几条不成形的队伍，在等候开庭的同时，议论着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打黑风暴。

　　10月12日，随着杨天庆、刘钟永、李义、谢才萍等涉黑案陆续开庭，重庆打黑进入实质性阶段。“打黑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而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如是说。

　　黑金网络下的重庆

　　2000年10月25日晚，“白云湖”的枪声揭开了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原总队长李虹、原副总队长龙蜀渝等人与以王渝男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互相勾结的黑幕。

　　就在白云湖枪案之前半个月，警方曾查获、扣押白云湖赌场数百万元赌金、80多辆汽车。然而，面对这样的大案，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的文强居然能一声招呼，将大量涉赌人员释放，涉案资金和汽车悉数退还。

　　“杀人案能摆平，开赌场敛财也能摆平，还有什么不能摆平的？”在谢才萍看来，“二哥什么都可以摆平，他就是天，他就是法，我还有什么可怕的！”

　　黑老大们如此嚣张的一面恰恰说明，在黑金政治下的重庆，有些人确实能做到只手遮天。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秉松认为，已经有充分的理由和事实证明，中国不仅已经出现了典型的黑社会组织，而且在局部出现了“黑金政治”。政治权力与犯罪势力的勾结，已不再是单纯的保护和被保护关系。从更深的层次来看，极少数官员实际上已成为黑社会组织的组成部分，而后者已掌握了合法的政治权力。

　　“虽然现在这还只是个苗头，但很可能会成为我们在下一个十年面临的主要问题。”何秉松说。

　　10月14日晚，谢才萍的直接“保护伞”——重庆市黄泥磅派出所原副所长郭胜和民警甘勇在庭上认罪，并爆出惊人内幕：至少还有另外7名警员接受了谢才萍团伙的贿赂。

　　“我当时觉得查赌，除了我们派出所，分局也有查禁职能，所以光给派出所送钱不行，还必须给分局相关部门送。”郭胜说。最终双方商定的价格是每月6万元。

　　而据甘勇交代，这笔钱送给分局治安支队3名警员7000元，送给巡警支队支队长5000元，黄泥磅派出所两名主要领导各5000元，两名副所长各3000元。剩下的钱，基本是他和郭分了。

　　郭胜交代，拿了好处费后，他从未去查过该茶楼。

　　“一个老板要想挣钱，也不是说一定要打死几个人，杀死几个人，但我总要防止别人来欺负我，我总得有点人吧。”重庆当地一个老板说，“每一个行业都按正规的来，就没得竞争的了，你说政府部门他不贪，你不贪，我们的手续都按照正规的来办，每个人都可以去办了。”

　　这种潜规则一直在暗中左右着重庆的很多行业，以至于形成诸如猪霸、渔霸等多行业的霸主。上述重庆老板介绍，2002年之前，重庆有108家生猪屠宰场，2002年到2003年之间，只剩下8家。

　　该老板说，“从108家到8家，当时拿到一个手续有多难你能想象到，你不乱来肯定不行。”

　　“那个时候，市农业局成立了华牧屠宰有限公司，市里投资2个多亿，后来以每年100万的价格承包给一个叫周云的，现在这个人消失了。”也就在这个时候，王天伦正式走上行业垄断之路。王天伦的老家和合川，在对猪源的垄断过程中，暴力事件时有发生。

　　“我开了十几年屠宰场。我们这卖6块8，王三那边必须是7块5。我们江北这边是随行就市，他那边垄断后价格就是他定喽。”该老板说。

　　而据知情人透露，王天伦和文强关系都很好。

　　一名打黑专案组成员透露，文强专案组缴获的实物在成果展上进行了展示，5件文物古董，包括佛头，象牙雕刻，两个清代瓷瓶，张大千的真迹画《黄山云泉》。这些均为文强的受贿品。该打黑专案组成员说：“当时已经觉得警察内部不可靠，重庆警方被迫借调数百名武警参与抓捕。”

　　“就在陈明亮被抓后，他的老婆左宝书还准备用5000万元买下陈明亮，其中，有600万已经给了某个企业家进行活动，后来也没成功，6月24日，左保书被抓。”这名打黑专案组成员说。

　　“这些黑势力这样猖狂，是因为上边有保护伞。打黑对保障市民安全有重要作用，市民非常欢迎。政府要老百姓积极举报，市民很支持，80%的信是实名举报。说明群众非常热爱重庆。”薄熙来说。

　　从袍哥到黑社会

　　重庆人讲义气，俗语叫做“耿直”，这是早年重庆袍哥文化的精髓。

　　如今，在黑道盛行的重庆，这种被异化的江湖气被诟病为重庆黑社会的发源土壤。

　　“上世纪30年代的袍哥是一种民间结构和力量，是民间自治，他们更江湖些。现代黑社会和当初的袍哥在性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重庆民间学者王康当即为袍哥正名。

　　重庆市人大法制委原主任、重庆市社科院原院长俞荣根说：“中国人都讲究哥们儿义气。如果非要把黑社会问题和这个联系起来，也可以说有些联系，但这绝不是特别值得去追究的一个原因。但是，重庆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官员比较霸气、匪气，称兄道弟，把持自己的山头，但是这些情况不是重庆独有。”

　　而在王康看来，当年袍哥的出现，是一种维持地方治安的办法，“在没有完成大一统之前，这是一种自然经济的补充。”

　　那个时候的袍哥们大多生活不算富裕，有些还是很辛苦地赚些活命钱。“黑社会也是和经济发展相当的。”王康说。

　　时至今日，我们早已看不到袍哥们的影子，唯一能感受到的就是那些一息尚存的“江湖气”。20世纪90年代初，重庆还是个很贫穷的城市，经济发展滞后，人们的思想也不够开阔。当时重庆市高层的意见是要放开一点，特别是宾馆、娱乐场所等服务业，要放开尺度。

　　这个阶段开始于解放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进城运动，让重庆的棒棒军立刻壮大起来。作为国内第一批研究黑社会的学者，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力认为，黑社会是一种经济动物，具备两个产生条件，一是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利益，一是大量城市贫民和盲目进城的农村人口。前者是黑社会产生的经济动力，为地下赌场、高利贷等非法行业提供资金支持，后者则成为黑社会的盘剥对象和马仔资源。

　　20世纪90年代初，重庆同时具备了这两个条件。以“二王”为代表的重庆现代黑社会正是发端于那个时代，“在今天看来，王平才算真正的黑社会。之前你在解放碑开个馆子，你手续办齐了后，还要到他那里去报个到。”一位重庆当地的老板直言。以王渝男、王平为首的“二王”真正称霸了重庆的黄、赌、毒和高利贷市场。

　　1996年12月，重庆朝千隧道发生枪战，王平涉案。在警方严密布控下，王平仍然逃离重庆。后来发现，此事与文强有关。2001年，公安部开展第一次全国“打黑”行动，王平成为A级通缉犯。

　　1997年，重庆直辖，这个对重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给重庆带来了太多的机遇。时至今日，重庆正朝着西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目标迈进。

　　我们看到了重庆日新月异的发展，而在一种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的盲目跃进的背景下，重庆的黑色经济慢慢有了滋生壮大的土壤。

　　2000年10月，重庆“白云湖案”震惊全国，王渝男被判处无期徒刑、王平被通缉，重庆黑道的“二王”时代终结。而那时，陈明亮、黎强、王天伦等人已经开始逐步渗入到政治领域，编织自己的黑金网络，谋划自己的黑金帝国。

　　重庆黑金网络链条

　　在重庆的黑金网络中，“放水”即高利贷一直盛行无阻，这成为重庆涉黑团伙存活的重要支柱。

　　一份重庆市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向重庆市政府提交的《重庆房地产开发企业民间高利贷问题的紧急报告》显示，重庆房地产企业正深陷高利贷危机，相关高利贷金额在100亿元～120亿元之间。

　　2008年，重庆房地产开发企业同创置业轰然倒塌，这家总资产一度高达20亿元的企业自2007年起，累计发生的民间借贷41笔，金额高达9.17亿元，支付的利息为1.46亿元。截至2008年12月30日，同创置业对外民间借贷的余额仍高达1.88亿元。

　　重庆市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会会长黄伟坦言，现在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主要困境就是融资难，所以“放水”公司才有市场。

　　在这次重庆打黑风暴中，几乎所有被抓的涉黑组织都参与了“放水”活动。

　　今年7月31日，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会议室座无虚席，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在长达1个半小时的讲话中，勾勒出一幅完整的黑金路线图。“重庆黑社会仅‘放水’就放了300个亿，这个数字相当于重庆一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王立军说。

　　“这在重庆很普遍，比如说我要搞一个项目需要1个亿，但我手上只有5000万，那么我必须去借，这个利息大概有7分或者8分。这也很正常。”一位重庆老板说。

　　长期以来，这样的借贷已经形成一个固定的循环体系，这个体系的存在，正是重庆黑帮大佬们赖以生存的方式，而在这种体系内，融入了政治因素后，就更显强大。

　　纵观文强仕途，这个在警界颇具能力的人，在慢慢陷入黑金帝国的漩涡之中。1991年，重庆市委组织部将其推荐给了市公安局，从此，文强开始自己的仕途。

　　而今，早已退休的张文彬对文强已不愿多谈。

　　1997年，市长王鸿举向一些老同志征求常务副局长的人选意见，一个是分管治安的副局长陈焕奎，另一个就是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文强。文强在此次角逐中落选，随后的2000年，文强深陷“白云湖案”危机，但却平安度过。直到2001年，被称为“共和国第一刑事大案”的张君案在重庆破获，作为功臣的文强不仅摆脱了“白云湖案”危机，擢升一级警监，更藉此升任常务副局长。

　　搞刑侦的人和黑社会交往的情况有两类，一是从工作出发，回到工作，同流但不合污。另一类是从工作出发，慢慢以无原则对原则，然后将这种交往变为牟利的工具。文强属于后者。

　　“像文强这样的人，比较张扬，出事之前大家对于他的事情也有所耳闻。张扬的人就容易胆大妄为，把社会上的一些规则拿过来当作理所当然。人都是从小问题开始的。”俞荣根说。

　　2009年8月7日早晨，北京飞往重庆的国航CA1419航班降落后，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便被一群便衣警察带上不远处的警用防暴车。此后，文强被临时关押在武警二队招待所。“文强被抓我不意外，红与黑之间有一个标准。公安办案也需要与犯罪团伙有接触，保持一定联系。文强打掉张军，线索是现在的涉黑组织提供的，但是文强的问题是他自己的问题。38岁当了公安局长，在我那里的研究生课程班上过课，称我为老师。他很能干，以前他经常到北大、到公安大学，讲刑事案件相关的报告，刑侦研究很有一套。”一位熟悉文强的老干部说。

　　而坊间传闻的关于文强高调出席王平女儿生日的事情，也能够窥一斑而见全豹。

　　一名重庆打黑专案组成员向记者透露，警方绘制了《重庆市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总架构图》，其中文强为金字塔塔尖，下面是文强的四大“金刚”——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原副总队长黄代强、治安总队原总队长陈涛、公交分局原副局长赵利明、垫江县原副县长、原公安局长徐强。

　　此4人之下为被保护的6大涉黑团伙：陈明亮团伙、龚刚模团伙、岳宁团伙、王小军团伙、王天伦团伙和谢才萍团伙。

　　警方披露的细节显示：之前重庆市一中院、渝北区政府、渝北区公检法办公楼的物业全部由大正物业包办，大正集团的董事长马当在这次扫黑风暴中落马。

　　一场暴风雨般的打黑运动

　　“为了实现平安重庆，就需要打黑除恶。老百姓聚集在政府门口，举着血淋淋的照片，画面让人神经紧张。黑恶势力拿刀砍人，就像屠户用刀砍杀牲畜，惨不忍睹。去年我们清缴刀具，大砍刀堆积如山。那不是一般的匕首，而是砍刀啊！”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说。

　　重庆的打黑风暴进行至此，引起全国乃至世界的关注，在数次庭审期间，重庆聚集了包括香港在内的国内外30多家媒体的近百名记者。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周波透露，为掀起新一轮打黑高潮，重庆警方目前的打黑专案组已由最初的14个发展到了200个，参战干警由3000人增加到了7000人，这相当于重庆总警力的23%。

　　前述打黑组成员透露，他们已经正式开始第三轮行动。

　　打黑斗争还有些问题有待解决。重庆市人大法制委原主任、重庆市社科院原院长俞荣根认为，从一个政党的政治建设来讲，打黑还是比较表面的东西，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办法。黑社会应该有明确的标准。利用法律的途径来解决，首先应该在法律上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打黑是很得民心的，但是从法律问题上的界定、具体做法怎么做都是需要注意的。”俞荣根说。

　　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透露：近期西南政法大学正式启动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防控机制及法律对策》课题研究，“这项课题力图深入研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形成规律，对当前的‘打黑除恶’斗争经验进行及时而有深度的总结。”

　　西南政法大学正在把这一课题作为教学、科研中的一项重大任务来推动，并将组织开展教学实践活动，付校长说：“要引导学生培养职业意识，为社会长治久安提供智力支持。”

　　10月12日和14日，重庆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相继以大篇幅详细报道杨天庆团伙和谢才萍团伙侦破过程，披露了警员和涉黑团伙勾结的细节。

　　“这是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意思，要让主流权威媒体保持首发，引导舆论。”重庆市委宣传部新闻处处长邱振邦说。

　　“重庆黑社会仅‘放水’就放了300个亿，这个数字相当于重庆一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王立军说。

重庆“新文化运动”

　　对于重庆普通市民而言，“打黑”风暴更多的时候只是作为一种谈资出现在生活里，而规模更大、波及面更广的“唱红”活动却真实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里

　　文  本刊记者 刘彦昆 朱文强 重庆报道 

　　“主城九区的书记、区长先唱一个！”18位书记、区长齐刷刷上台，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一边唱一边有力地挥动着拳头。“渝东南”书记县长紧接着上台，一首《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还不尽兴，又打起节拍。“库区人民”也不甘示弱，书记县长们的一曲《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获得阵阵掌声……“区县同志唱得很带劲儿，干事创业就要有这个精神头儿！”市委书记薄熙来又点将：“55岁以上的同志，和我一起上台唱一个……”

　　这一幕出现在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重庆市领导班子主要成员与40个区县的党政一把手的红歌联欢会上，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会后，区县的党政一把手们得到了定制的焦裕禄和王进喜的小铜像，还配了一本介绍二人事迹的小册子。

　　薄熙来在世界中文报业协会第四十二届年会上说：“有人说重庆正在进行‘新五四运动’，实际上我们搞的‘唱读讲传’(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是为了提升重庆人的精气神……‘五个重庆’(宜居、畅通、森林、平安、健康)是从物质上改变城市面貌，而‘唱读讲传’则是提高重庆人的精神面貌。”

　　全民“唱红”

　　重庆是一座有历史、有故事的城市。重庆人深受码头文化与抗战文化的浸染，耿直、豪爽、城府不深，有时候甚至是粗鲁与火爆的。对于薄熙来这样一位“对红色文化情有独钟”的市委书记，重庆的“下里巴人”式的文化氛围，显然不是他所满意的。

　　薄熙来在一次会议上说：“重庆火锅很有名……有的男同志吃火锅，光着膀子大汗淋漓，很豪爽，可你定睛一看，身上一堆虚肉，不结实！重庆的烟民不少……不仅抽烟，还要喝酒，去年我市喝的酒比2004年多了33万吨！还有不少人‘黑白颠倒’，打扑克、‘斗地主’斗到大半夜……据说‘斗地主’的书还成了畅销书！这些生活习惯都不利于健康，要注意精神健康……要大力提倡红歌和‘坝坝舞’，聚在一块，又唱又跳，多提神啊！只有从体质健康、饮食健康、行为健康、生育健康和精神健康五个方面综合着手，才有健康之风，才算‘健康重庆’。”

　　2008年9月，重庆市大中专诗歌朗诵会，薄熙来去看了，给了很高的肯定。“我是希望唱出来。”薄熙来说。随后，在薄熙来的倡导下，重庆市政府下发文件，要求全市人民参与“唱红”。

　　牟云义所在的重庆市文广局社会图书处是红歌活动的组织部门，他告诉本刊记者，重庆市级的各机关单位，节庆日都会组织大型红歌合唱，日常还要“会前一支歌”；区县一级的单位，唱红歌都是党政一把手在主抓；社区里的一些群众性文艺组织也把活动的内容都换成了唱红歌。现在他们还组织了千名辅导员深入到各社区、团体，进行面对面的红歌教唱。

　　除了社会机关团体，学校里针对学生也掀起了“红色浪潮”。在渝中区马家堡小学，每一个孩子手里都有一本区教委统一印制的《45首经典革命歌曲》读本，读本里既有《东方红》、《团结就是力量》这样的红色曲目，也有《在希望的田野上》、《小白杨》这样颇有些难度的歌曲。每节音乐课的40分钟里，老师们会专门拿出10分钟左右的时间教孩子们唱红歌。在队会、课间以及其他学校活动中，孩子们也会被统一组织起来唱红歌。马家堡小学的一位老师说：“我们教给孩子们的歌是有选择性的，我们会组织一些适合他们年龄的活动，而不是强调活动本身的政治色彩。”

　　“如果说唱红歌是只唱毛主席时代的歌那是一种误解，真的是一种误解，红歌里面绝对有2008年创作的歌曲，很多改革开放以来的好歌，健康的歌曲，都叫红歌。毛泽东时代的老歌，它有它的背景，40、50、60这个时代的人听起来亲切，有一种怀旧的感觉。”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明华说。

　　牟云义说，红歌的歌词旋律都是经典的，小孩子能理解一部分就达到目的了，“我们不会要求小孩子全部都背唱，但是从娃娃抓起的工作要加大力度，孩子们有了红色文化做基础，面对多元的文化才会有鉴别力。”

　　声势浩大的“唱红”运动涉及到各个方面，重庆市的主要新闻媒体，全都按照上级指示开辟专栏专题宣传“唱、读、讲、传”活动。重庆电视台有“红歌社区行”、《每日一歌》等固定栏目，手机报每天两次向手机用户播发“每日经典”。

　　在一份汇报材料中显示，截至今年6月，重庆全市累计开展红歌传唱活动5.18万场，参与人次达到3298.3万人；有一定规模的故事会超过1万场，讲述故事4.2万个(次)，直接听众1042万人次；移动手机用户累计上传健康有益的短信18.12万条，转发短信562万多条，参与用户达587万人次。

　　每期超过30万册的畅销书

　　解放碑重庆书城的销售排行榜上，一本叫做《读点经典》的小册子一直位于榜首，这是重庆最大的新华书店，9月份，《读点经典》销售了1300余册，远远高于第二名400余册的销量。这整整一个系列的图书在一层和三层的显著位置均有专区。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书卖得不错，大部分是团购的。”

　　薄熙来到重庆担任市委书记后，曾进行了多次调研，“发现干部的素质参差不齐，在思想文化、知识积累等方面都需要提升。”

　　按照薄熙来的设想，最初《读点经典》是面向厅级以上党政干部的。每月一期，装在口袋里，随时可翻，旨在“鼓劲提神”。薄熙来指定重庆市委宣传部来抓这个事，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专家，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明华顺理成章成为丛书的主编。

　　到目前为止，这本最开始专为党员干部设计的一本读物，现在已经编著了11期，渐渐办成了一本文化经典读物，不光党员干部在读，普通老百姓也在读。“这已经大大超出了一本学术书的影响。”刘明华说。

　　薄熙来对《读点经典》的指导“罕见地细致”。第一册书出版，编委会足足筹备了三个月。从书名、版式到版块调整、文章篇目，甚至字号都是薄熙来亲自定下的。薄熙来在丛书序言里亲笔写下：“经典应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精华、传世之作，而引领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共产党人，也在他们书写英雄史诗之时，流下了许多催人奋进、感人至深的文化经典。”

　　为保证丛书的思想性，薄熙来召开了由5个市委常委和5个主要区委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

　　“这也是他的一个梦想。薄书记是一个文化味很浓的干部，他自己也能背很多好诗，《木兰诗》他背得很好的。毛主席语录和诗词他都背得非常熟，基本上我看他没哪一次讲话不引用毛主席语录的。”刘明华说。

　　“我编过很多东西，但这个是编得最难的一个东西。”刘明华深有体会。一次过了半夜12点半，他才接到市委宣传部长何事忠的电话，“这期过关了”，这样，心里的石头才算落地了。显然，何事忠刚刚得到了薄熙来的认可，就立即通知了刘明华。

　　2009年1月，薄拿到第一本书。

　　刘明华的博士团队刚刚接受这个任务时，目的是要书注重思想性，要提高干部的素养，要做成至少在大学教材之上的一个读物。那个阶段，内容偏重于古代的多一点，现代的也有，红色的也有。

　　后来在和薄熙来沟通后，薄认为：“我们的干部并不都是学中文的，学过的也可能忘了嘛。”

　　最终，《读点经典》的内容更多的注重了“温故知新”，有常见的，也有新的东西。至少散文、诗歌里有一篇现代、有一篇外国，语录主要是马恩列斯。很多人读后感到很亲切。

　　刘明华说，薄熙来等领导干部对于编者的学术想法还是很尊重的。“大家对于选择古今中外文化精品、红色文化经典这个依据是有共识的。”每一册红色经典类的比例大概达到30%，古典文化经典占到一半。在薄熙来的肯定下，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节选也出现在小册子里。前段时间，有一位领导提出把今年7月1日《人民日报》刊发的一首诗选进来。刘明华不同意，认为有悖于“文化经典”的原则。最后，市里的领导还是尊重了他的意见，没有选这首诗。

　　刘明华还透露，重庆出版社接到出版任务的时候，一度叫苦不迭，认为是“又来了一项政治任务。”《读点经典》第一册出版了一万册，到现在每期发行量达到了30万册，其中大部分是机关单位集体订购。

　　“我知道有一个干部，夫妻两个人在家里互相的背啊。我们的政协主席，非常喜欢，基本上是读一次就给我打电话。关于《爱莲说》中，‘胜爱之’与‘甚爱之’的区别，他说这是什么原因啊？是排错了还是？我就给他解释，这是版本的不同。”刘明华很欣慰。

　　每期《读点经典》出来后，重庆市政协都定期组织针对《读点经典》的考试。

　　“唱红歌的质量还要更进一步”

　　重庆工商大学教授王逸虹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重庆文化里有一种“袍哥意识”，在辛亥革命时期，这种意识能够号召人们团结起来推翻清朝统治，现在，“主政者能够找到拨动重庆人潜意识里的这种情感，利用唱红歌这种形式把人们的思想意识进行整合，具有主导主流文化的气势。”

　　组织者牟云义说，从反馈情况看，红歌活动取得的效果“超出想象”的满意。一位退休老干部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则表示异议，“是不是所有人都去唱歌我们的社会就很健康了？有多少人是发自内心在唱歌？运动过后还有多少人会去唱歌？”

　　市民李先生在他的单位主管宣传工作，他介绍说，“我们单位每天都要通过手机发送信息的方式上传15条箴言，绞尽脑汁必须要达标”，“到了区县一级，有些领导还会攀比上传数量、获奖数量”，对此，他的看法是：“本来是挺好一个事情，强制要求就不好了。”

　　在牟云义看来，搞这种大型活动，有一些“杂音”很正常，“拿财政的钱组织唱红歌是为了保障公民的文化权益。”“我们倡导一件事情，采取一些行政手段，使唱红歌日后成为常态化的、大家自觉自愿的活动，就不需要过多干预了。”

　　这场“唱红”活动是否有需要改进之处？这位组织者稍作思忖，说：“我们没有发现弄虚作假的问题，硬是要找出不足，那就是唱红歌的质量上还要更进一步，群众文艺表演也要上台阶。”

　　每期《读点经典》出来后，重庆市政协都定期组织针对《读点经典》的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