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国务院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支持天津及环渤海地区发展成为中国的第三经济增长极，在一系列优惠政策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支持天津滨海新区进行金融领域的综合改革和创新。在金融企业、金融产品、金融市场和金融开放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原则上都可安排在天津滨海新区先行先试。

　  在过去的几年里，随着渤海产业基金的稳健运营、船舶基金获得批准以及几百只合伙制中小产业基金的建立和发展，天津的金融创新和改革工作已经开始起步。但是眼前的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会不会让天津刚刚起步的金融创新步伐受阻？天津以往进行的金融创新和改革工作有哪些经验和教训？记者就此问题专门采访了经济学者、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陈宗胜。

　  记者：2008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天津举办时，美国金融危机已经向全球扩散了，中国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对于天津来说，承办这样一个世界经济论坛，能从中学到什么？

　　陈宗胜：通过这次会议，天津加强了与世界舆论界及主流媒体的联系，特别是加强了与世界五百强企业的合作与沟通，很多新兴企业表示愿意到天津发展。会议期间，恰好是美国的危机加剧的时候，金融危机因此也就成为会议的讨论焦点。温总理参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增加信心的重要性。各国代表都为应对危机出主意。

　　我们知道，美国的次贷危机转变为金融危机，进而演变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是有很多原因的，现在备受人们谴责的主要是美国金融家们的贪婪和金融市场的腐败，美国的金融领域监管不到位，过于相信金融企业家的自律，以及一些距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的金融衍生产品方面的非创新、假创新，如信用缺失等。现在看起来，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对于中国金融领域的改革与发展来说，都应当并且可以从中吸取教训，比如对国有金融企业界的监管，对企业家的监督和引导。我国的很多金融企业都是国有企业，金融业高管们运作的是国有资产，相对于美国那样的以私营为基础的金融企事业，更需要我们去监管。

　　另外，我们不能说爆发了金融危机，美国的金融创新就没有我们学习的地方了。中国经济特别是金融业还处在市场化程度相对比较低的阶段，行政调节过多。我们的市场还需要进一步的加深市场化，当然这要有步骤地进行。而另一方面，我们也清楚，美国是自由市场调节过度，政府干预过少。

　　比方说，现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很快出台了应对战略；4万亿的战略投资政策提出来后，紧接着4万亿的具体投向如“十大振兴产业”等，在未来几年里如何安排都很清楚，金融机构会同政府和企业界从上到下贯彻落实，这是我们体制的优势和有效性。

　　记者：华尔街是全球金融创新的核心，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衍生的全球金融危机是否会阻止天津金融创新、金融改革的步伐？

　　陈宗胜：实际上这场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的调整周期是重合的。经过二十多年发展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国经济客观上需要根据市场情况逐步地进行及时的调整，即使没有这场金融危机，我们也应该做出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由出口导向向扩大内需转变。美国金融危机只是加速了我国向内需拉动型模式转变的步伐，而且增加了压力和紧迫性。国内有的地区实际上早有调整的措施，这包括天津等地区，因此这些地区受危机的影响就小些，从而继续推进改革与创新的基础就更牢固些。

　　国家支持天津要在金融创新领域先试先行，仅去年一年在天津建立的新的金融机构就有几十家，包括金融租赁公司、基金管理公司、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分公司等，这就需要大量的金融领域的人才。金融危机来临后，华尔街大量金融人才面临重新择业的选择，这对天津甚至是对全国来说，都是我们吸纳金融人才的好时机。

　　天津近两年发展股权基金、产业基金，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企业直接融资，推动基金购买企业股权，推动企业并购。现在在金融危机来临时，正是通过基金购买股权进行并购的良好时机。以前要购买一个企业的股权，对于某个企业是不是好企业，其股权价值是否合理，往往看得并不是很清楚，而现在经过金融危机的洗礼和淘汰，很多差的企业都倒闭了，水落石出，剩下的都是经过市场优胜劣汰后的好企业了。而且，过去好企业股权很贵，价格很高，轻易不卖，而现在他们的股值下降，可能正急于出手，正是发挥基金的作用，开展股权购买的好时机。国家也出台了支持并购的并购贷款政策。所以都是为应对危机过程中促进金融创新的好条件。

　　同时，美国的华尔街至今还是金融产品的创新基地，我们还是要向他们学习创新的意识和办法。但是我们要吸取他们的教训，把防范风险的机制设置得更加严密。从国家层面来看，天津现在凡有市场进入限制的项目，所有金融创新机制都需要经过审批阶段，国家有关部门在审批的时候可能更加慎重。这会使天津的金融创新脚步放慢一些，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慎重会让天津的金融创新步伐走得更踏实，更稳健，更具有特色。

　　记者：国家将天津定位为“北方的经济中心”，那么天津如何建立一个与之相匹配的金融服务体系？

　　陈宗胜：作为国家批准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天津的改革实验是要面向全国的，要具有可推广性、可复制、可拷贝。所以我们确定的第一个改革重点就是直接融资，从现实情况看，中国的间接融资比重过高，导致银行贷款风险加大、呆坏账比例上升。而直接融资比重提高、渠道增加，则可以缓解、分散银行风险。我们把天津确定为产业基金的管理发展基地。这个领域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发改委批准下，成立了渤海产业投资基金，规模为200亿元。2007年，《合伙企业法》生效之后，相关政策比如免除双重征税等出台，我们开始支持合伙制基金的成立。到目前为止，天津已经成立了中小合伙制产业基金创投基金大概有二三百只。天津还召开了两次中国企业国际融资的洽谈会议，并且以后成为年度会议；去年通过这个会议引进了国外的中小私募基金业500多只。天津还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产业基金发展协会。这些都使天津逐步形成一个产业基金集中发放、集中管理的基地。可以说，天津在产业基金的发展上现在已经初具规模。

　　天津金融创新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推动金融领域的综合经营。中国目前是分业经营，有好处。但是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混业发展是世界性的趋势，发达国家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现在正在实验。天津近些年在完善金融功能服务体系、建设金融市场等方面也有较大进展。比如去年经有关部委批准，我们开展了为加强环境保护的综合减排试验，成立了排放权交易所，等等。此外，在金融后台服务方面，最近这几年我们建立的后台服务公司已经有了一大批，外国公司的亚洲运营公司不少设立在天津，工行、农行、中国银行、建行这些大的银行，在这里都建立了呼叫中心、支付中心、结算中心和培训中心等。

　　总的来说，天津市希望能够打造成为与“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这是我们确定的近期发展目标，我们正在朝这个目标推进。

　　记者：天津作为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在企业融资方面做了很多探索。请您结合目前的经济形势谈一谈天津如何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

　　陈宗胜：中小企业吸引大批的就业，在金融危机来临时，其灵活的用人机制备受社会关注。但是相对大企业而言，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着产权单一、自有资金不足、投资规模小、市场竞争力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影响了中小企业的融资。虽然国家现在出台了一批政策支持银行为中小企业融资，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但是融资难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对中小企业来讲，他们的自有资金少，能获得的银行贷款也非常少。这也是为什么天津要发展产业基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通过股权并购为中小企业增加自有资本金。而且我认为这也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发展基金业，发展中小产业基金，这些基金往往瞄准的就是中小企业项目，他们为中小企业提供股权融资，避免了间接贷款存在的问题。这也是天津在金融领域的特色。

　　我们目前正在开展对中小企业打包贷款的工作，这也可以帮助解决中小企业因为信誉缺失而贷不到款的问题。把四五个甚至十几个中小企业打包在一块，企业各自提出贷款额度，共同承担信誉风险，互相督促还款。天津市政府有关部门近日就与农行、中行、建行及浦发、浙商等其他银行的天津分行，共同签约建立“打包贷款平台”，一至两年内为天津滨海新区、高新区及各区县中小企业，包括科技型企业提供贷款支持，这对推进国家战略，促进中小企业顺利成长有极大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