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全社会来说，每年的毕业生就业就是一次全国人才资源的配置。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和人文素质将受此左右，大学生每年都在用脚为中国城市投票，这是地方政府必须经历的“六月高考”。

“北漂叶子”的励志故事

叶子是我在南京大学的校友，是2009届新闻传播学院的毕业生。毕业后她没有留在富足的江南，而是选择去了北京。当时她的月收入是3800元，和大学同学合租，每月支付房租1200元。2009年冬，我来到北京跟叶子叙旧，她眉飞色舞地向我讲述那些只可能发生在北京的励志故事。从与她的交谈中，我意识到，北京的一切吸引着她，北京还支撑着她对未来的期待。

是什么影响着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城市选择呢？传统的解释有薪资、行业和职位。然而叶子的故事给了我们启示：还有一些不可以测量的非物质因素。它们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是否可以通过数据被验证呢？我们在此提出“非物质吸引力”的概念，为理解大学生的就业城市吸引力找到依据。

经济学认为人的效用（幸福感）来自于消费，消费越多，效用越高。而消费可以被分成两种：私有品消费和公共品消费。私有品指的是日常生活中例如食物、汽车这样的商品，当消费者付钱购买之后，就变成了购买者私有。与此相反，公共品是可以被分享的。每个城市都有着它们独特的自然环境、历史和发展、政府的管理和政策，因此每一个城市都提供着不相同的公共品组合，吸引大学生和投资者成为当地的居民。由于公共品往往不能用金钱购买获得，本文把公共品消费，称为“非物质消费”；一个城市提供的公共品所带来的吸引力，称为“非物质吸引力”。

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在寻找能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地点＋工作”的组合。他们考虑的不仅仅是工资的高低，还有所选择的城市能够给他们带来多少公共品消费。那么，一个城市要提供多少公共品消费量，才足以有足够大的非物质吸引力，让毕业生们愿意放弃其他城市更高的薪资职位呢？各城市的非物质吸引力是否可以被衡量，甚至进行排名、一分高下呢？

这就要求研究者能够准确地量化、计算每个城市给居民带来了多少非物质消费。由于非物质消费往往不需要消费者掏腰包购买，如何量化消费者从公共品消费中得到的效用就成了一个难题。经济学家们想了一个办法，他们试图通过观察消费者的行为来推测这样一个问题：他牺牲了多少金钱来换取非物质条件。让我用以下这个例子来说明。

假设以下情景，叶子收到了两份offer，分别来自城市A和城市B。如果在城市A工作，叶子的购买力收入是2000元，而在城市B工作的话，叶子的购买力收入更高，是3000元。在物价水平相同的情况下，叶子在城市B能够得到更大的物质消费。然而她最终选择了城市A，那么可以推断理性的叶子在城市A的总效用至少和在城市B的总效用一样多。其原因是，城市A通过提供更多的非物质消费，不低于B城。那么到这里，经济学家的问题就得到了解答：叶子牺牲了1000元的物质消费，以换取城市A（至少）价值1000元的非物质消费。 由此，仅仅从数据中可以观察到的收入信息，就可以衡量出“无法直接测量”的非物质消费。更进一步总结会发现，叶子在两个城市之间的物质消费之差，恰好等于两个城市公共品消费的差（的最小值）。

“北上广深”的奥秘何在

本研究采用了第三方教育咨询机构麦可思一年一度的“大学生毕业半年后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的抽样调查”中的样本数据，考察了近几年大学生就业的18个热门城市（见下表），在考虑了房租、物价等因素以后，计算出了2010届大学毕业生在这些城市工作得到的购买力收入。

从表中可以看出，尽管“北上广深”的总收入更高，可是昂贵的租金和物价，使得在这些城市工作的毕业生们并没有太可观的购买力收入。反而是像南京、成都这样的城市，给大学毕业生们提供的购买力收入不低。回溯到经济学家计算非物质消费带来的效用问题，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物质消费低，却有很多的大学生选择在那里拼搏，那么“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一定有着非凡的非物质吸引力。

*物价计算：以1978年为基期，假设1978年各城市间物价相同。将各城市1978-2010 年的同比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相乘，得出2010年各城市间的相对物价水平，以北京物价作为基准。

*购买力收入计算：假设每位大学毕业生的月收入，除去了住房支出，所余均用于物质消费。即，购买力收入=平均月收入-平均月租金。

*各城市平均月租金计算：根据《2010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的“商品房屋销售情况”计算出各城市住宅房每平方米的平均售价。再根据当年房屋租售比，计算出住宅房每平方米的平均租金。最后，假设每个大学毕业生的租房面积为30平方米，得出各城市的平均月租房费用。

经过一系列的运算 ，按照非物质吸引力从最大到最小，最终得出了各城市非物质吸引力的排名（见下表）。表中的得分的含义是，为了吸引毕业生去X城市工作，每月补贴他们的平均物质消费金额。负值则表示，毕业生为了去X城市，愿意牺牲的平均物质消费。举例来说，宁波的得分是-667，也就是说毕业生愿意平均牺牲每月667 元的物质消费，得以去宁波工作，享受当地的非物质消费。广州的得分是183，则表示要吸引毕业生去广州工作，需要补偿他们平均每月183元的物质消费。 需要补偿的物质消费越多，则表示X城市的非物质消费越匮乏，非物质吸引力越小。愿意牺牲的物质消费越多，则表示X城市的非物质消费越丰富，非物质吸引力越大。

数据揭示城市吸引力差距

这个计算方法的优势在于，不仅能分出各个城市的排名高下，还能知道各城市之间的差距有多大。比如，杭州的得分是-585，苏州的得分是-63，那么苏州的非物质吸引力，相较于杭州，差了-63-(-585) = 522。也就是说，一个毕业生如果从苏州迁居到杭州工作，由于杭州比苏州的非物质吸引力更大，他愿意牺牲522元的物质消费。

月平均收入最高的城市前五名（依次为上海、深圳、北京、广州、杭州）中，深圳、北京和杭州对2010届大学生的非物质吸引力排进了前五，并远远领先于其他城市。而上海的非物质吸引力排在第9名，广州只排在第12名。城市的软实力与它们所提供给大学毕业生的薪资水平并不完全吻合，那些购买力收入水平较低的大城市反而有着较高的软实力，这也是它们能够吸引大批毕业生去那里工作的原因。城市间的软实力排名，为理解大学毕业生工作所在城市的选择，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

和上文推测的一样，越是薪资低的城市要吸引大学毕业生，非物质吸引力必须越大。正是因为这些城市的巨大吸引力，年轻的毕业生们愿意接受低一点的物质消费。这些城市除了有着独具特色的文化和环境，更充满着机遇，它们每天都见证着其他城市所没有的奇迹，这对于憧憬未来怀抱梦想的“北漂的叶子”们来说，无疑是致命的诱惑。

本文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  刘源远/文

（作者系乔治敦大学经济学博士候选人、麦可思教育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