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外调查

孟大爷翻看着曾经的笔记

黄崖关城鸟瞰

赤霞峪长城7号敌台

据最新出炉的《天津市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披露：

天津市调查的明长城表面长度为40283.06米；

新发现长城遗存120处；

明确天津市辖域的长城全部为明长城；

天津域内长城是连贯的整体，包含完整防御体系……

一项项凝聚着众多人心血和汗水的调查成果向世人揭开了天津域内明长城的神秘面纱。

据了解，《天津市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近日将出版发行，这标志着自2007年启动的天津长城资源调查工作全面告捷。该报告共60余万字，详细记述了天津明长城本体、关堡、单体建筑、相关遗存的保存现状，第一次较为全面的对天津明长城的文物本体及历史风貌现状、保护与管理状况进行了全面的量化统计和分析，并提出了保护管理建议。该报告是天津明长城资源调查的业务成果集，将为天津明长城的研究、保护及展示利用提供第一手资料。

调查背景

为了摸清长城家底，以便制定下一步的保护措施，2006年国家文物局与国家测绘局联合启动了全国长城资源调查。据了解，此次长城资源调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跨部门、跨行业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广的一次长城家底调查活动。调查的目的就是全面、准确掌握全国历代长城的规模、分布、构成、走向及其时代、自然与人文环境、保护与管理现状等基础资料。

2007年4月，根据“长城保护工程”总体方案，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天津市测绘院等部门联合组成长城资源调查队，启动了明长城天津段的资源调查工作。调查工作共分以下几个阶段：

2007年2月至2007年9月

组建调查队伍、培训调查人员、明确调查任务、理清调查思路、开展调研工作；

2007年10月至2007年12月

开展天津市长城资源调查工作；

2008年1月至2009年3月

室内资料整理与“长城资源调查数据采集系统”录入；

2009年5月至2011年7月

《天津市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编写阶段；

2011年8月至今

进行《天津市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出版前的校对工作。

长 城

谜底

天津长城占明长城总长1/200

一直以来，长城的长度在每一位中国人心里，其实只是一个概念，一个心理的数字——“万里”。那么，现实中的长城究竟有多长，长城现今究竟是什么状况？恐怕绝大多数人都难以详述。即便在业内，能给出准确答案的人也寥寥无几。所幸的是，这个谜底如今得以揭示。

2009年4月，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测绘局共同发布明长城长度数据调查成果——明长城从东向西行经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山西、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青海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56个县域，总长度为8851.8千米。

2012年6月初，长城保护宣传暨长城资源调查和认定成果显示，历代长城总长度为211196.18千米，认定长城分布于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经测量和认定，天津市调查的明长城表面长度为40283.06米，投影长度为37004.3米，约占明长城总长度的200分之一。

2007年4月，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天津市测绘院、蓟县文物局、蓟县黄崖关长城管理局等部门共同组建长城资源调查队。10月中旬，按照天津市长城资源调查工作领导小组的工作部署和安排，担负明长城资源调查工作任务的田野调查一队、二队、三队共18名队员在预定地点，开始进行野外调查工作，其中一队负责长城墙体调查，二队负责敌台调查，三队负责相关遗存调查。

在历时3个多月的时间里，调查队员共调查关城1座、寨堡9座、敌台85座、烽火台4座、火池15座、烟灶40座、居住址41座、水窖11个、水井4口。共完成墙体登记表176份、关堡登记表10份、长城单体建筑登记表85份、长城相关遗迹登记表111份、采集文物登记表1份、日志288页、照片4801张、图纸543张、录像8GB、GPS采集点约1900个。

在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姜佰国一边翻阅着记录材料，一边感慨地对记者说：“‘家底’这次真的是摸清了，通过调查，我们明确天津市辖域的长城全部为明长城，分布在天津市蓟县北部山区，东迄天津市蓟县与河北省遵化市交界的钻天峰，向东与河北省遵化市马兰关明长城相接，向西经赤霞峪、古强峪、船仓峪，折向西北的常州，经东山、刘庄子、青山岭、车道峪、小平安向西穿泃河，过黄崖关，经前甘涧黄土梁大松顶出蓟县界，折向西北，与北京市平谷将军关相连，地跨一个镇11个自然村。我们也初步掌握了天津蓟县明长城关城、寨堡与长城墙体、敌台、烽火台、居住址、烟灶、火池等遗迹在防务上相互协作的具体关系。调查清楚了天津市域内明长城的分布和保存现状，以及二道边长城的分布规律、走向以及防御方式等。”

长 城

遗存

长满草、盖满房的“大土墩”

初次探访长城，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随行的蓟县黄崖关长城管理局部长赵志立说：“今天日子赶得好，不仅上山路好走，而且你看，上面的烽火台看得多清楚。”经过一段七扭八歪的山路，我们来到了小平安村，对于这个栖身于长城脚下的小山庄，记者充满了好奇。

我们的车在村子的马路旁停了下来，跟随着赵志立，我们走上了马路旁一个两三米高的高台，这是村子里的一块高地，接近于正方形，长和宽大概在90米，这块高地上面已经盖了好多房子，种了很多杏树。如果不是当时的调查队员刘洪明提醒，恐怕没有人会意识到自己已经脚踩在长城遗存上了。

刘洪明告诉记者，这是一处寨堡，主要是巡视长城、屯兵驻守。如今，眼前的这座寨堡早已面目全非，高台边上的砖都是几年前新砌上去的，甚至需要仔细寻找，才能在草丛中依稀看见原来的模样。正坐在门前乘凉的82岁的赵民大爷告诉记者，他小时候就经常在上面玩儿，那时还没有这么多房子，他也是听他父亲说过，这里是处寨堡，以前有官兵驻扎。

而50岁的当地农民赵彩云直到几年前才知道自家旁边这个长满草、盖满房的“大土墩”竟然就是寨堡。“谁想到这是古迹？跟电视里放的太不一样了。”

毋庸置疑，测量长城长度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其实，寻找这些遗存也并不容易。很多遗存没有记载，调查队员们通过跟当地老百姓聊天，按照老百姓提供的线索一处一处地找。

“有的时候就是白跑路，可我们不怕，目的是不遗漏一处。当我们看到真正的遗存，大家都兴奋极了，一下子所有的疲劳都忘了，就只顾着记录、测量、照相。”刘洪明对记者说。

正是抱着这种坚定的工作态度，调查队员在本次调查中新发现遗存120处，计有寨堡3座、敌台2座、烽火台4座、火池15座、烟灶40座、居住址41座、水窖11座、水井4口。

长 城

认知

以往观点需“改过自新”

“这次天津市明长城田野调查，本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思考问题’这一明确意识，通过亲身经历此次长城资源调查，对天津市域内长城有了新的认识。”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梅鹏云向记者介绍：

始建年代为明成化12年

天津市域内长城本体、附属设施、相关遗存的修建年代均为明代，不存在其他时期的长城。调查中发现，在小平安、黄崖关等地有修建敌台时的刻碑，碑文上提到“隆庆四年”、“万历十九年”等明代年号，甚至还提到明代著名将领“戚继光”的名字。其次，天津市域内长城本体、附属设施、相关遗存修建方法相同，石块的垒砌方式一致。此外，从自西向东若干个墙体的断面观察，不见晚期墙体叠压早期墙体的迹象。而且文献上记载的关、寨堡的名称、地理环境与此次发现的关、寨堡的名称、地理环境一一对应。

天津域内长城是连贯的整体

明长城天津段自东向西除少部分为山险外，大部分为沿山势而建的墙体，如果是两个山险相连，也会在山险之间的鞍部修建一段短则数米长则几十米的墙体。这些墙体、山险以及它们之间散布的敌台等相关遗存，自东向西可连接成一条完整的防线。由此可见，以往有的学者认为天津市明长城多为山险、墙体很少并且不连续的观点是不确切的。

包含完整防御体系

明长城天津段不单单是关城、敌台、墙体，而是包括起防御功能的墙体、敌台、关城，起警戒功能的烽火台，起报警功能的火池、烟灶，起生活功能的居住址、水窖、水井，起屯兵功能的寨堡，甚至还包括士兵为耕种粮食、蔬菜而平整的坝地，是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从调查的所有屹立的石质敌台看，这些敌台与长城墙体或地面均没有台阶可以上下，估计当时应该是利用绳梯上下敌台，人员上下时放下，平时不用时收起，以防敌人偷袭。

调查中还发现了烟灶和火池这两类遗迹，其中烟灶位于墙体上或敌台下部，只有添柴口没有出火口，推测是白天用来报警的；火池所处位置与烟灶相同，有些甚至与烟灶相邻，多呈簸箕形易通风起火，推测应该是夜晚用来报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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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是如何测出来的？

长城蜿蜒起伏于群山峻岭之间，地势险要，而且经过多年的风雨侵蚀，许多地方已经残缺甚至坍塌，因此，要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取它的精确长度，难度可想而知。

蓟县文保所所长蔡习军告诉记者，早在1973年，针对长城墙体的长度就开展过一次调查。

他回忆说：“那次的测量工具就是皮尺，有些地方太高上不去人，大家就各估计一个数据，然后取平均数，以此计算长度。”

“相比几十年前，如今的技术、设备先进多了，航空考古、GPS、遥感和信息技术等得到大量应用，长城地理信息数据更加精确。”天津市测绘院吴正鹏对记者说。

吴正鹏介绍说，调查中，首先在飞机上装上机载遥感器，沿着长城的走向，对地面物体进行拍照，按照1∶1万的测图精度，参照影像上的长城资源调查成果，如主要起点、止点、拐点、性质变化点，在室内的全数字摄影测量系统下沿长城的上表面立体量测长城的三维坐标(xyz)，通过空间欧氏距离计算公式，得到了长城的各分段的长度。测绘队员完成了长城各分段的立体量测以后，实地调查人员再进行检核，确保长度量测的科学与正确。

调查队员根据精度统一、标准统一的1∶1万比例尺地形图及正射影像图，首先对明长城墙体、敌台、烽火台、马面、关堡、相关遗迹等进行现场确认、定性，并按照《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手册》的规定进行分类编号，用数码相机、摄像机多角度拍摄并笔录长城自然、人文、交通、水系、墙体材质、走向、建造工艺、保存状况等情况。此外还使用GPS等仪器进行坐标点采集，在调绘像片上标示经专家认定的每段长城的起止点，勾绘长城墙体走向，记录长城特征点的三维坐标等。每段长城的测量结果，均采取测绘技术人员与文物专家共同签字确认的方式进行核实。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调查过程中，按照自然地理情况，调查队将长城主线墙体自东向西划分为赤霞峪、古强峪、船仓峪、青山岭、车道峪、黄崖关、前甘涧七个段落，七个段落内部又详细划分了156个小段，加上二道边长城，墙体共划分为176小段,平均每二百余米划分一段。调查队的工作之细，可见一斑。

背后故事

“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路”

回忆起那次不寻常的调查，时任调查队队长的姜佰国告诉记者：“长城一般都在山脊上，海拔高度多在七八百米，我们每个人都要背着20多斤的设备走很远的山路爬上去，还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路，就得披荆斩棘一步步向长城靠拢，有时要走两三个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一上去就忙着数据采集、记录填写、图纸绘制、影像摄录等工作，舍不得休息，食物就是馒头、榨菜和火腿肠，饿了就吃点，渴了只能喝冰凉的冷水，许多调查队员都患上了腹痛、腹泻的毛病。

作为一名参加过两次长城调查的老考古队员，张俊生颇为感慨地对记者说：“我从事考古工作近三十年，我感觉最辛苦的就是考古调查，而长城调查又是考古调查中最辛苦的。”

他给记者讲了一段摸黑下山的经历。

那天从驻地开车到山脚下，开到车无法前行的地方，大家下车开始步行向上攀登，途中灌木丛生、荆棘密布，上山小路时隐时现，有的地方已被茂密的灌木覆盖无法通过，长城两侧倒塌的遗迹也被茂密的植物掩盖，我们只好披荆斩棘开路清理。

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了长城上，虽然是冬季山上风又大，但额头上还是沁出汗珠，大家按照各自分工开始工作，那一段长城的墙体都是石墙，按技术规范工作起来比较顺利，但有几座敌台是包砖的空心敌台，而且在敌台旁边烟灶、火池等遗迹也较多，照相、测量、绘图、记录技术规范要求很细。所以负责敌台的一组前进的速度较慢，负责墙体调查的一组早已看不到人影了。到下午三点多的时候，本来应该返回了，可是大家为了节省一天时间，又因为往回返的路太远，所以一致决定继续向前。

当登上最高点时眼前还有两座敌台，这时时间已快四点钟了，当把最后一座敌台调查完，时针已接近五点了，石墙在夕阳的照射下已微微泛出红色，收拾好东西大家赶紧下山。在山顶时感觉光线挺亮的，可往下走一会儿就感觉天色暗下来，再向四周一看才发现，周围的山峰全在我们脚下，用对讲机与山下接应的车辆也联系不上，对讲机的有效距离是三公里，说明到山脚的距离已超出这个范围，这时我感到有些紧张和担心起来，一是大家的人身安全，二是没有带野外宿营的东西，手机也没有信号无法与驻地和山下接应的车辆联系，山下的同志见不到我们肯定也很着急。大家心里可能也有同感，没有了说笑，加快了脚下的步伐，又转过几道弯天黑下来了，脚下的路已看不清了，多亏调查队员马更的背包里有个自发电的小手电，他赶紧拿了出来在前面带路，大家互相提醒着脚下的情况快步急行。

天色漆黑一片，四周什么也看不到，天空没有月光也看不到星光。走得急促身上开始出汗，我因为戴着眼镜，身上冒出的热气把眼镜蒙上一层雾气，就更看不清路了，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腾出手来擦拭。大家想了个办法，马更走在最前面带路，大家都伸着一只胳膊搭在前一个队员的肩膀上，跟着最前面的同志向山下走去，山路漫漫，弯多坡陡，都是崎岖的山路和茂密的树林，好几次走在后面的队员因为看不见路不小心踩到松动的石块把脚崴了，大家伙儿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忍着疼继续向山下走去。

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转过多少个弯，脑袋已经发晕，眼睛也看不见，只是机械地跟着前面的人走。突然走在前面的马更喊起来“看见车了”，大家精神为之一振向下望去，看见两点白光在下面闪亮，是接我们的车辆打开车灯为我们指路，大家呼喊起来，向着光亮处奔去。终于到了山下，与接应同志们会合了，就着车灯我看看表，已经七点半多了，下山的路走了两个多小时，好在大家都平安到达。

坐上车大家又来了精神，互相说起下山时的丑态，车厢里充满笑声。

山高、路险、寒冷、体能透支是调查队员每天都要遇到的苦难，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退缩，恰恰相反，每个调查队员十分珍惜每次上山调查的机会，严谨认真地完成工作。他们用脚步感受着历史的厚重，更丈量出惠及人民的文化成果。

长城脚下

孟大爷和长城的故事

在蓟县黄崖关村，提起孟庆鹤大爷，可谓无人不知，不仅因为他是个长城迷，还因为他为长城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

黄崖关村坐落在长城脚下，黄崖关旁，记者行至该村，仰观海拔736米山脊上的黄崖关长城，仿佛还能看见当年烽火狼烟的场景。今天，长城已不再是抵御外族的屏障，而是吸引各地游客的风景。黄崖关村也搞起了农家旅游，成为了一个富裕的小山村。

在孟大爷家里，他一边给记者翻看着曾经与长城合影的照片，一边讲述着他和长城的故事。

孟大爷是一名普通的农民，今年74岁，他告诉记者，几年前他还坚持每天去长城捡游客丢下的垃圾，制止游客在长城墙上刻字，可现在身体不行了，上不去了，只能到农家院里向游客宣传游玩中保护长城的重要性。

孟大爷回忆说，三四十年前，不少人上山把长城上的砖撬下来盖房子，垒猪圈，每次他一听说，就马上跑到山上去，制止这些人的行为，因此，也得罪了不少人。

“那时候，虽然没有有关部门明确提出保护长城，但是我们村里也有几个人是专门看护村门口的这段长城，我就是其中一个。”孟大爷对记者说。“上世纪80年代，国家明确提出保护长城，当时就开始对长城进行修复，因为长城都建在山上，车上不去，我们村民就主动要求把砖背上去。”

的确，这段长城凝聚着古人的血汗，也凝聚着现代人的辛苦付出。

现在，在黄崖关村，已经没有村民去主动破坏长城了，相反，不少村民只要一发现长城哪些地方有损坏就及时告知有关部门。

长城脚下村民对于长城保护意识的增强令人欣慰，而对于野长城的保护却时常令蓟县文保所所长蔡习军忧虑。

长城分为景区和非景区，人们熟知的黄崖关景区只是很短的一段，古长城真正的主体是那些绵延在高山峻岭之间的残垣断壁，通常大家都把这些非景区古长城称为“野长城”。

蔡习军告诉记者，近年来，寻古探秘已成为旅游时尚，据不完全统计，每年自发游览尚未开发的古长城的游客达到8万人次。游客迷路、摔伤等事故经常发生，这对古长城的保护也非常不利。因此，对其保护需要多方力量共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