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处处长吕海燕表示，市民政局正在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争取在上半年内建立(市级)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心，落实即将正式颁布实施的《北京市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办法》，以及6月1日起实施的《关于北京市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认定的指导意见(试行)》。

　　此后，核对中心可通过调取政府相关部门信息及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信函索证等渠道，核对申请或现享低保家庭的真实财产状况。不工作，却拥有多套住房，开车买股票仍照领低保金的不合理现象，将成为历史。

　　根据民政部公布的数据，去年下半年，北京市城市低保救助对象约6.4万户，11.8万人。1月至9月政府累计发放低保资金超过5亿元，月人均补助水平达到439元，是同期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水平最高的。

　　1996年，北京率先在城市实施低保救助制度，2002年覆盖城乡，至今已有16年。16年来，低保制度作为政府确保公民基本生存的“最后一道安全网”，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又遭遇哪些困境？本报记者近日深入街道、社区采访，追溯低保16年变迁历程。

　　低保困局

　　出入开奔驰，还在申请低保

　　自打郭丽开始干低保审核，近10年来，几乎都是在压力和骂声中度过的。

　　她是东城区崇外街道社保所低保专职人员，全辖区低保户的情况她心里都有数。1996年，北京实施城市低保制度，最初全街道只有几个低保户。郭丽回忆，2000年前后，全国企业改制，大批职工下岗，生活困难的下岗职工家庭纳入救助范围。全国低保户迅速扩容，从2000年的403万户快速大幅攀升，至2002年已涨至2065万户。

　　2003年，郭丽接手低保工作时，仅有1万户居民的崇外街道，吃低保的有400多户。那一年，北京的低保金发放标准每人每月不到200元。然而，在那个年代，每个月将近200元的救助金让救助变成了不少家庭想要的“福利”。

　　每个月都有无数的证明涌到郭丽这样的基层街道低保审核员面前，“郭丽们”无力鉴别真伪。每次发放低保都要在街坊邻里间引发不小的争议，“我家比他家还困难，凭什么低保就给了他家？”……为解决重重矛盾和困境，2002年，郭丽所在的原崇文区率先在全市推出低保公示制度，很快，这种制度全市推广，延续至今。

　　“闫树庆，家住某某胡同10号，本人是肢残，没有工作。爱人是外地人。做点小买卖。有一个女孩，今年9岁。现在爱人的小买卖也不好做，家庭陷入困境，现提出低保。居民同志如有异议，请于7日内到居委会反映。”这是当年北京一条胡同里贴出的低保公示。

　　然而，公示终究是一种辅助手段。有一年，很多居民找到郭丽，反映邻居一家人，出入开奔驰，却在申请低保。郭丽前往调查，对方一口咬定车是暂时帮朋友开的。郭丽带着居委会主任找到车管所，希望调查车主，却屡遭不解的冷眼和拒绝。最终，凭着“硬气的”各种证明，这家人还是吃上了低保。

　　低保减负

　　“掀被窝”式劝低保户找工作

　　2004年至2005年，“骗保”现象严重，低保金总量对财政的压力凸显。

　　2005年，为便于低保资金良性循环，原崇文区开展了一场“创业奔小康”行动，覆及全区低保家庭。“只要在就业年龄段的低保户，必须去找工作”，郭丽回忆，当年各部门出优惠政策、街道帮着推荐工作，就是为了帮那些年轻的低保对象“自食其力”，给低保“减负”。

　　至今逢年过节都来街道办看望郭丽的两个“海归”，多年前，就是崇外街道的低保户。经过郭丽多次上门“掀被窝”式的劝导，两个人先后迈出家门找到工作，后来又出国闯荡。现在，“拿他们自己的话说，老婆孩子都跟自己过上了幸福生活”。郭丽说，经过“创业奔小康”行动，崇外街道的低保户至少减少了1/3，大部分是因为低保户家里的年轻人找到了工作。

　　退保难题

　　男子撕退保协议，痛打老婆

　　但仍有很多人，即便生活条件改善，也不愿退保。

　　2008年后，当年不少因下岗分流吃低保的40、50人员都到了退休年龄，可按月领取1000多元的退休金。干低保工作，郭丽在社区里走家串巷，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低保是救济，不是福利”。

　　有一户长期低保对象，一家三口，男主人已经领了两三年退休金，女儿也早已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可每次一提退保，他就要四处打闹”。郭丽记得，去年，她终于说服了这家的妻子，不想刚一进门，“男的不仅撕毁退保协议，还痛打自己的老婆”。

　　为确保救助资金始终分发给最困难的人，低保制度实行“有出有进”动态审查管理。每半年，低保救助对象须重新提交当时的收入证明，接受街道低保所的资格审核，收入超标者应退出低保。为避免纠纷，部分基层民政部门规定，终止低保时救助对象要签署一份“自愿终止低保救助”的协议。然而对于郭丽来说，为了这一纸协议，常常得“跑断腿”、“掏心窝子”、“说破嘴皮子”。

　　解困突袭

　　拉冰箱门翻出申请人大闸蟹

　　2009年，郭丽审核一个药店职工提出的低保申请。他从单位开出的收入证明，每个月仅有100多元。郭丽找到这家药店，询问其为何职工收入远低于北京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却几次被以“负责人不在”为由推出门外。万般无奈，郭丽提出要去起诉药店违反劳动法，才“逼”出药店经理，收回这份明显造假的收入证明。

　　为遏制“骗保”，各区县相继建立低保审核“入户访”、“邻里问”制度。从那年开始，郭丽要求自己，每接收一宗低保申请必须入户调查。

　　郭丽的“家访”都是搞突查，“到社区叫上居委会人员，直接到申请人家楼下，电话打通就上去敲门”，郭丽说，入户检查的手段主要是今天常常被传为“笑谈”的“拉冰箱门儿”，“可就在一些申请人家的冰箱里，我真的看到过整盘的大闸蟹、大龙虾。不少申请人就是在这种尴尬中，低头同意撤销低保申请的”。

　　但郭丽不得不承认，这种突击入户检查在低保审核的“关卡”中“最不硬气”。“有人硬说大闸蟹是亲戚送的，家具是朋友暂存的，他拿出的无业证明、收入证明样样是真，凭什么不给人家办低保？”

　　制度变革

　　房产汽车等资产成核查对象

　　早在2009年，我国低保制度的设计者之一，南开大学关信平教授，就提出低保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受益者的界定面临两难选择，过于严厉的控制将导致“贫困烙印”问题，并使一些确实困难的家庭被排除在外，而放宽又可能使一些并不十分困难的人不当受益。

　　2010年8月，民政部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低保对象认定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各地应将家庭财产作为认定城市低保对象的重要依据”；而家庭财产的概念，“是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所拥有的有价证券、存款、房产、车辆等资产”。同年，北京市民政局制定了家庭财产核对框架，并相继召开十余次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就低保家庭经济信息的核对办法，多次征求相关数十部门的意见，最终达成一致。

　　对于即将实施的低保审核新政，郭丽充满期待，“起码骗保者会明显减少”。另外，“我们退回一些超标家庭的申请也有理有据了”。

　　北京低保制度16年变迁史

　　1996年

　　北京实施低保制度。最初只针对孤老、城市三无人员，半年后扩展到残疾人。

　　2000年

　　国企改革，大批职工下岗。北京市出台政策，规定职工下岗一年内可享低保救助。

　　2001年起

　　国家财政、地方财政共同负担低保资金，救助对象大幅上升。同时，由于低保审核条件简单，开始出现“骗保”。

　　2002年

　　各区县相继实施低保“张榜公示”制度，接受群众评议和投诉。

　　2004年至2005年

　　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城乡低保标准逐步上调机制。

　　2005年至2006年

　　全市建立低保救助对象就业援助机制，帮扶劳动年龄段低保对象找工作，收入稳定后“自愿退保”，低保户数量明显下降。

　　2008年至2009年

　　为遏制“骗保”，各区县相继建立低保审核“入户访”、“邻里问”制度。

　　2011年

　　市民政局与市住房、人保等部门合作，对现有低保家庭经济状况首次核比，并找出财产状况超出低保标准的家庭，进行预警再审核，初步建立多部门联动核对机制。

　　(本文涉及的部分低保对象和基层低保工作者均为化名)

　　新京报制图/郭宇

　　记者 魏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