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滨海高新讯 一把火，毁了一对恋人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也毁了他们的未来。

2001年，23岁的高卓用汽油泼向女友闫琪的脸，并点火将其头部、手部多处烧伤。

从此，他开始了漫漫十年逃亡的日子。

十年里，他每天担惊受怕，不曾回老家探望年迈的父母；他隐姓埋名不敢结交朋友，也无法找份像样的工作；直到听说被他伤害的女友已经嫁人后，他才肯结婚生子。

2011年，公安部开展“清网行动”网上追捕逃犯，为了能获得轻判，高卓投案自首。

他满心亏欠，却没想到，当年的被害女友选择了原谅他，并给法院提交谅解协议书，希望他得到轻判。

近日，房山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高卓有期徒刑一年。丽案调查记者经过走访，了解了这起毁容案的十年隐情。

不满分手

用汽油烧毁女友面容

2001年4月10日上午，高卓没有心思上班。

从岳各庄加油站回来的路上，他拎着一个二锅头的瓶子，心事重重。

这瓶子里装的并不是酒，而是刚刚从加油站买来的汽油。

前晚和女友闫琪争吵的画面一直在他脑海中回放，他想不开，不明白女友为什么要与自己分手。

中午，他回到所住的华都大理石厂宿舍，坐了一会儿，起身拿起酒瓶，对准桌子上喝酒用的口杯，斟满。随后，他步行到女友打工的“砂锅居”饭店。

一路上，他越想越生气，“我再找她谈谈，如果和好就算了，如果她不回心转意，我就用汽油烧她脸，毁了容，看谁还要她。没人要她，她就只能嫁给我。”高卓预谋报复女友。

下午2点半，砂锅居的老板杜兵还记得，闫琪被高卓叫出去说了几句话，之后她向自己请假，拿着一个BP机和一本日记，与饭店里的服务员王梅一起去了大理石厂宿舍。

3点左右，宿舍里高卓的大娘也在，高卓以“单独谈谈”为由支开了旁人，屋里只留下他和闫琪两个人。他插上了房门，转身坐到沙发上，几近恳求地对闫琪说：“咱俩回家吧，婚都订了。”

坐在床边的闫琪递给他100块钱路费，“你冷静一下，先回家吧。”她语气坚决。

“咱俩是不是就这样散了？”拿着钱，高卓脸色有些难看，反问道。

“昨天不是说好了吗？过两年再说，你回去干点什么，然后回来找我，我等你。”闫琪有些不耐烦。

而此刻，高卓却已经无法抑制心中的怒火，“你这样对我不公平。”一字一顿说完，他顺手拿起桌上装汽油的口杯，泼向女友。趁闫琪捂脸的工夫，他用打火机一点，闫琪身上瞬间蹿起了火苗。

火越燃越旺，高卓慌了，抓起床上的褥子扑火。然而看着在火焰中挣扎的女友，他忘记了事先想好娶她的念头，转身就跑。

这一逃，就是十年。

相识北京

交往两年后订婚

1977年，高卓出生于河北丰宁满族自治县。父母是普通的农民，靠种地为生，家境贫寒，弟弟高越比他小9岁。

从小高卓的成绩就很不好，他不喜欢上学，加上家里经济条件困难，没上完小学他就辍学在家。

高卓是个老实人，性格比较内向，有时候脾气暴躁，一着急嗓门就特别大。但从小到大他都没有打过架，也从不给家里惹麻烦。

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到外地打工，很多人就近在北京找工作。15岁时，他跟着朋友一起，到北京投奔亲戚，在小汤山替私人鱼塘养鱼。

他起早贪黑地干活，一个月只挣四五百块钱，但他会攒两百块寄给家里。他自知文化水平不高，没有太大的梦想，“我就想，别人给了份工作，别惹事，踏踏实实干就行。”他说。

1998年，高卓被亲戚介绍到位于北京房山岳各庄的新华社培训基地，负责园艺绿化。第二年，他认识了投奔亲戚来的内蒙古姑娘闫琪。

闫琪比他小4岁，在培训基地的餐厅做服务员。“她很开朗，跟男人一样豪爽。”高卓很喜欢她这种性格，两人常常在一起聊天，谈上了朋友。

高卓说，那时候谈恋爱，自己像个“模范丈夫”一样，“她想吃什么我买什么，家务、洗衣服这种活都是我来做。”两人很快谈婚论嫁。

2000年12月，闫琪带着高卓回到内蒙古老家过春节，但闫琪的父母并不太赞成两人交往。

第二年春节，闫琪同高卓一起回河北老家，瞒着父母订了婚。

对此高卓并没有介意，“我父母给了她一万块礼金，叫上亲戚朋友办了四五桌酒席。”高卓认为，按照老家习俗，订了婚就跟结婚一样，高家人也把闫琪当过门媳妇一样看待。

渐起疑心

怀疑女友不忠引发矛盾

2001年春天，闫琪和高卓返回北京继续打工。

闫琪去岳各庄的一个饭店当服务员，而高卓换了一份水磨石厂的工作。

一开始，闫琪一直在后厨帮忙，由于性格活泼开朗又能说会道，饭店的老板让她到收银台帮忙，“有时候老板还会叫我跟他一起去采购。”闫琪说。

久而久之，闲言碎语传到了高卓的耳朵里。

“我听说她和饭店的老板好上了，我不放心。”于是高卓辞去了水磨石厂的工作，搬到大爷大娘打工的岳各庄附近的大理石厂宿舍。

渐渐地，闫琪发现，高卓不着急工作，每天到饭店“报到”，她越来越讨厌男友的无所事事。

“他自己都养活不了，怎么养我怎么养家？”闫琪说。

高卓也知道女友对自己不满，“一开始的工作我也不会做，有一个月我不上班，她感觉我不稳定。”

无奈之下，高卓劝女友跟他回老家，可这时，闫琪却提出了分手。

事发前晚两人大吵了一架，高卓心里越琢磨越觉得不对，想到订婚时闫琪瞒着父母的做法，“我觉得她欺骗了我。”他说。

第二天，高卓下定决心实施他的计划，报复女友。

当高卓把汽油泼在女友脸上，用打火机点燃后，他后悔了，“我当时太在意她了，也没多想，太冲动了。”

从大理石厂的宿舍逃出来，他赶紧给父母打电话，让他们带钱去北京看看烧伤后的闫琪。

“你怎么能这么狠呐！”高卓的父母听了气得直掉眼泪。

无处可去，他带着仅有的100块钱，坐上了开往承德的长途汽车，投奔朋友，从此再没回过老家。

十年逃亡

不敢回家探望父母

为了谋生，高卓来到承德一个钢铁厂，当了一年多的炼钢工人，“每天除了上班，就回宿舍呆着，哪也不去。”他说，那段日子特别累，每晚都做噩梦，“不是被人追就是被抓到了，心里特别害怕。”

每每听到警车的声音，他就觉得恐慌，坐立不安，头痛欲裂，靠吃止痛片来维持。

他和家里的父母、弟弟一直保持着联系，也知道公安机关隔三差五地去老家找他。“我害的父母每天为我担惊受怕。”他说。

他心有愧疚，这些年四处漂泊，攒不下钱，也没法给父母寄钱。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毁容事件也渐渐被人们淡忘，2004年，高卓从承德回到了北京。

有朋友介绍他到丰台的一家洗浴中心，做消防安全的工作。

“入职要填一个表格，我说我身份证丢了，然后填上了我弟弟的名字。”高卓不敢暴露身份，只要别人问起，他就说自己是“高越”，“我怕警方找到我，一直没有用身份证。”

这份“地下”工作，每个月工资不到2000元，他一干就是5年多。

“为了避免人问我，我一般哪都不去，也不多说话。”高卓说，他甚至不敢结交朋友。

他惧怕法律的惩罚，“我一直知道我是错的，我不懂法律，不知道判多久。但我还年轻……”高卓说。

这些年，高卓有过喜欢的女孩，可是他都不敢深交，他说，“我不想欺骗别人，想自己承担这一切，所以我一直没结婚。”

2008年，高卓从亲戚那打听到了闫琪的消息，听说她已经嫁人，并且有了小孩，高卓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我坦然了一些，我知道她成家了，不然我不可能成家。”

2009年，高卓与同在洗浴中心打工的女子包小华结婚，他没敢回老家，把父母接来在县城里办了喜宴。

“我告诉她当初我给对象造成伤害了。”高卓说，知情后包小华没有介意。

此后，他与包小华育有一子，一年后送回老家，由父母照顾。

内心煎熬为了儿子主动自首

高卓每年回一次河北，但是跟父母、儿子都是在县城里见面。他厌倦了躲躲藏藏的日子，自首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我的问题不解决，我就不敢露面，没法出人头地，更没有钱过日子。”

2011年6月，高卓翻看报纸，看到了公安部开展“清网行动”网上追捕逃犯，“警方也总找我父母，说趁这次机会，主动自首可能获得轻判。”他说。

他下定决心去自首，“在孩子还小的时候，赶紧解决了。我不想等他懂事了才知道他的父亲做过错事，这对他就是创伤。”

然而，在他把自己自首的意愿跟妻子说了以后，妻子一气之下回了娘家。

高卓的做法得到了他家人的支持。在他投案自首之前，高家人联系到了当年的被害者闫琪，达成了赔偿医疗费5万元的谅解协议。

2011年8月4日，高卓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十年的案子告一段落。

宣判那天，高卓的弟弟高越和表弟坐在法庭旁听席上。

穿着号服的高卓，驼着背，一直低着头，直到法官问到他的辩护意见时，他才挺了挺身子。

“我认罪，我知道我做错了事，家里有60多岁的父母，媳妇离家出走，孩子没人照顾……”说到这，他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考虑到高卓获得被害人谅解，家中有幼子需要抚养，故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

在承办法官王洪昭宣判判决结果后，高卓和弟弟都哭了，当庭表示不上诉。

对于以后，高卓也有自己的打算，他心里感激闫琪原谅了他，“毕竟她结婚了，轻易不敢打扰人家，但这辈子我心里都欠她的。以后我要是过得好，我再给她补偿和帮助。”

他心里一直觉得亏欠父母，他们年纪大了又要种地又要帮自己照顾孩子，弟弟因为自己的事也一直没有结婚，5万元的赔偿金都是弟弟借来的。

他后悔这十年躲躲藏藏的日子，没有学到本事。他打算服完刑后，学学驾驶或者干点小买卖。

“以后我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活着了……”高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