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下辖一个村的村干部刘怀寅借征地受贿960多万元，前不久被判处无期徒刑。尽管刘案已宣判，但村官腐败造成的遗留问题，仍在困扰着村民。农村城市化，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方面。在农村加速城市化和村改社区的进程中，村官腐败呈高发态势。对村官腐败案的查处，尽管可起到震慑作用，但村民利益受损的局面难以挽回。因此，防患于未然，加强预警机制建设，才能有效防止农村城市化过程中村干部腐败势头的蔓延。

受贿近千万，案结访未息

刘怀寅原系合肥市庐阳区藕塘村党支部书记。记者从合肥市检察机关获悉，刘怀寅所收受贿赂中，95%以上与征地、拆迁有关。刘怀寅少收、缓收土地补偿款，开发商作为回报送给刘怀寅巨额贿赂，其中单笔贿赂高达340万元。比如，合肥市城建房地产开发公司(简称城建公司)原总经理汪强为感谢刘怀寅在征地方面的帮忙，分别于2003年春节前、2003年国庆节前，先后到刘怀寅办公室送给他80万元；另外，2006年底至2007年期间，汪强以低价出手门面房的形式送给刘70余万元。

目前，汪强和刘怀寅都被判刑，但村官腐败的后遗症仍在困扰着村民。“刘怀寅收了开发商的钱，村民利益成了牺牲品。”藕塘村村民阎志清说，藕塘村新庄、长沟埂两个村民组200多户村民于2005年8月签了拆迁安置协议，由城建公司负责建设新荷园小区安置村民，协议规定安置房最初是6层，过不久却变成了11层，后来又变成了15层，而且城建公司还多建了1万多平方米作为商品房向社会出售。这些变更都没有和安置户沟通，也从未公示。

2008年10月，安置小区竣工封顶，村民发现房子存在通风、透光不符合要求等问题。合肥建委《关于新荷园项目投诉处理专家论证会会议纪要》显示：为减少建筑占地而设计的一梯6户、一梯8户的住宅，该项目在个别户型中出现走道偏长、客厅对着开口式天井采光，窗户偏置形成室内局部光线不足，下水管影响窗户采光等，这些问题皆源于设计。

村民和社居委及开发公司协商后没有结果，村民便多次到合肥市信访局和安徽省信访局上访，依然得不到解决，最后村民又屡次进京上访。现在，刘怀寅已被判无期徒刑，但村民还是看不到问题解决的希望。

村务不公开是腐败根源

村务公开是村民自治的核心和关键环节。但一些村干部上台后大搞一言堂，成了村里土皇帝，村民监督无从谈起。藕塘村村民朱宝华说，三里庙村民组有5口水塘、坟地等60多亩集体土地，被开发商征用后到底卖了多少钱？仓库、牛棚等村集体所有财产如何处置的？村集体土地出租费用数十万元是否进入村集体账目？村民们对这些都毫不知情。村委会也没向村民作过任何解释。“金海塘浴场在征用我们村民组土地时，曾许诺给20多户门面房，但后来却没有兑现承诺。”他告诉记者，直到刘怀寅被逮捕后，村民才知道金海塘与刘怀寅存在不法勾当。

村务不公开让少数村干部的暗箱操作有了可乘之机。据刘怀寅案专案组人员介绍，集体土地无需履行国有土地招、拍、挂的程序，只要村里答应就可以转让。凭借在藕塘村威望，刘怀寅在村里说一不二。只要他答应，就可以转让土地；只要他答应，就可以缓付、少付村民土地补偿金、拆迁费；只要他答应，应该到位的补偿金等都可以缓。刘怀寅案发时，仍有开发商拖欠藕塘村的补偿金等费用。刘怀寅一句话可以给开发商带来百万经济利益，也可以为开发商减少百万经济支出。专案组还查处了藕塘村多达600余万元的小金库，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1600多万元。

刘怀寅案发前，藕塘村村民曾多次向各级政府反映问题，不仅得不到处理，还被压制和报复。朱宝华说：“2004年，我带着七八个人到庐阳区政府反映情况，庐阳区领导让我们在会议室等，没想到，村干部带着一批人赶到了，怒斥我们：想搞什么？上访啊！然后就把我们全部带回村里了。”他妻子、儿子因病去世后，土地都被村干部转给他人耕种，后来这些地被征，朱宝华家没有得到征地补偿。

建立预警防范机制是关键

“在农村城市化的村改社区过程中，此类问题尤其普遍。如果不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农村城市化将产生诸多问题。即使高楼建了，马路修了，老百姓长时间上访，将耗费大量社会资源和行政资源。”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黄家亮分析说，上世纪90年代农村税费征收是引发社会问题的主要诱因，现在农村的大多数纠纷是因土地问题引发的，尤其是在城市郊区，土地征用以及拆迁等问题更是凸显，引发的社会冲突更为激烈。

专案组人员分析，村干部职务犯罪诱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少数村干部法制观念淡薄。有的不仅不学法，而且把当干部作为发家致富的敲门砖；二是村级财务管理混乱。一些村财务收支账目不公开，村干部大权独揽，个人说了算；三是对基层干部缺乏有效管理监督。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村干部手中权力也越来越大，但相应的监督制约没能跟上，使一些犯罪嫌疑人成了谁也不敢管的“地头蛇”。黄家亮分析认为，要有效应对农村城市化进程中村干部腐败现象，必须对症下药，防患于未然，加强基层干部犯罪的预警机制建设。(本刊记者程士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