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如果说海河是天津的母亲河，那么大运河应该是母亲的母亲，那就该称为“姥姥河”。此话虽有些调侃，但话糙理不糙。因为没有京杭大运河，就没有天津的形成与发展。天津是大运河载来的城市。
从金代海陵王以今北京为中都起，为解决粮食问题，就修浚了天津河（今北运河），使南方的粮食经永济渠（隋唐大运河北段）到达直沽的三岔河口，并运往中都。为保证粮食运输安全，朝廷还在这一带设立了直沽寨。元朝以后，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开海漕，南方的粮船经大沽口到达三岔河口，再经今北运河运往大都（今北京）。同样，为保证运粮安全，朝廷在直沽设立了海津镇。进入明朝，朱棣定都北京后，并设立了天津卫，此时由于京杭大运河已全线开通，海漕从此改为河漕。南方的粮船可以从南运河到达三岔河口，在这里换船后，经北运河将粮食运往北京。由此不难看出，没有运河、没有漕运就没有天津的形成、兴起与发展，运河才是天津真正的“母亲河”。
京杭大运河全线开通后，不仅沟通了中国五大水系（钱塘、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而且成为贯穿中华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南北往来的船队在这条水上运输线上，既承载着南北方的粮食、货物，也搭载着南北方的文化。大运河在南北方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仅以文化为例，就可以看出大运河所起的作用。
驰名中外的杨柳青年画，就与大运河有着密切的关系。据有关记载，中国早期的木版年画始于苏州的桃花坞。苏州是京杭大运河畔的重要城市，历史上经济比较发达，当时苏州在中国城市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经济发达的城市，影响力就大，而影响力大的城市其文化的辐射力必然也强。因此说，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出现是受苏州桃花坞年画的影响而形成的，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杨柳青年画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它没有囿于苏州木版年画的传统套印模式，而是在发展中不断创新，将传统的套印制年画改为仅印画面的轮廓，所有的着色部分全部为手工彩绘，使木版年画脱离了色彩单调、呆板的俗套，让木版年画的色彩变得丰富、饱满、鲜艳，充满生气；在题材上也突破了传统年画寓意单一及简单构图的模式，使题材变得丰富多彩，充满生活气息以及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杨柳青年画的这些创新，使杨柳青年画成为中国木版年画中艺术价值最高的年画，不但历久不衰，而且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
在历史上被人们誉为“中国四大私家园林”之一的天津水西庄，也是运河文化的产物。水西庄地处南运河畔，它的主人查日亁、查为仁父子两代以业盐发家后，开始修建水西庄，并以此广交天下文人雅士，吟诗作画，因此吸引了大批为南来北往的文人墨客在此聚汇，很多文化人还长期在此居住，如画家朱岷、石涛等，逐渐形成天津南北文化交流的中心。查为仁及其弟弟查为义、查礼在诗书画等方面也都是造诣很深的文化人，查为仁与厉鹗合笺的《绝妙好词笺》被收入《四库全书》；查为义有《集堂诗草》传世；查礼有《清画家史》、《白云草堂集》、《墨香居画识》传世。查家的子孙中大多也都在诗书画方面较有名气。在水西庄留下过诗书画作品的名家很多，像画家张汝霖、蒋和、汤佑僧等人；书法家王文治、汪士鋐、谭光祜等；还有诗书兼能的罗源汉、吴锡祺等等，举不胜举。因此，水西庄在其发展过程中，成为天津文人文化的典型，也是运河雅文化的代表之一。
从民间文化看，运河沿岸城镇至今还保留着丰富多彩的民间花会，像天津静海的“小车会”、“打碌碡”等，与南方的一些民间花会表演形式大同小异，这些民间自娱自乐的表演，虽然在风格或表演道具方面有些差异，但总体上看南北方的表演形式及其所表现的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北方的更粗犷些，南方的则更细腻些。这些都是运河文化的产物。
从宗教文化方面看，现在基本上可以肯定，北方的回民就是经大运河由南向北逐步迁徙而来的。运河岸边城市都有清真寺，像扬州的哈丁墓和德州的苏禄王墓，都是回民由南向北迁徙过程中的见证。另外，从天穆村穆家的祖谱可以看出，其祖籍也是浙江。人口的迁徙本身就是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方面。因此大运河不仅仅是一条沟通南北的运输线，也是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在饮食文化方面，运河的传承就更加明显。例如天津有名的“贴饽饽熬鱼”，基本上属于运河上“船家菜”的一种，而南方“船家菜”中熬鱼也是不刮鳞、不开膛，鱼从河里打上来，趁鲜就放进锅里清煮，使鱼保持新鲜的味道。再如像天津人“二月二”时吃的“煎闷子”，则是从山东运河岸边临清一带传来的。他们“二月二”时也吃煎闷子。闷子这一词本身就是山东的说法，但闷子代表什么？为什么要吃煎闷子？天津很少有人能说的出来。天津人说闷子代表“龙鳞”，而山东的说法则是闷子代表“龙肉”。我个人以为山东人的说法似乎更有道理，因为如果说闷子是“龙鳞”，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些讲不通。另外，天津过去酒席宴所讲的“八大碗”、“八大碟”，最初基本上也是鲁菜的做法，后来天津根据本地河海两鲜的特点，又有新的发展。再如现在风靡全国的“天津煎饼馃子”，最初也是源于山东的煎饼卷菜。前不久扬州大力宣传的“扬州炒饭”，也沿运河北上，找寻它在北方的影响。还有如“杨村糕干”，源于南方的云片糕，杨村杜家祖籍是浙江，从南方经大运河北方上到杨村落脚后，就一直从事糕干制售，至今已有数百年历史，成为天津的小吃特产之一。在饮食文化中类似这种南北相互交融的东西还有很多。
天津过去被称为“水旱码头”，这里所说的水，绝不是单指海河，更重要的是指运河而言。正因为有了这条大运河，天津才能成为辐辏之地，才能商贾云集、五方杂处。天津之所以能成为“曲艺之乡”，也正是因为有运河码头，各种艺人才能汇聚于此，在这里展示才艺。而各种曲艺也正在天津这块沃土上经观众不断地培育、改造，才能成为较为成熟艺术又扩散到各地。在天津上演的曲种很多，但追根溯源，真正是天津本土产生的曲种又有几何呢？因此可以说，天津之所以能成为“曲艺之乡”，大运河功不可没。
另外，从昆曲由南向北的发展，以及“徽班进京”最后形成京剧，虽目前没有确实资料证明大运河所起作用，但它作为当年的主要南北交通干线，不能说没有关系。昆曲进京，是亁隆下江南带回来的，而乾隆每次下江南都是乘船经运河而行的，所以说昆曲是大运河载来的文化，不是虚言。特别是清道光年以后，由于朝廷对盐业改革，扬州一些盐商富贾开始家道中落，家中私养的昆班等为谋生路，沿运河北上，使昆曲在北方流行起来。
运河与天津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从各个方面深入研究都可以找出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渊源。没有运河就没有天津的形成与发展，运河是天津真正的母亲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