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容量实现“盘活”

　　在运用行政等手段进行污染物削减时，常常会导致一种环境容量资源分配上的不平衡。如有的情况是很多老的企业需要完全承担减排成本，新建扩建的新企业则不需要支付任何的减排成本，而有的情况则是恰恰相反，新建扩建企业必须要承担全部高昂的减排成本，老企业则可以无偿使用环境资源。这种不平衡导致了新老企业不能够公平、合理地分担减排成本，也无法完全调动起新老企业进行减排的积极性。

　　通过市场机制进行污染物的削减，则可以在污染物削减总量控制的前提下，进行交易，这种方式使得有限的环境容量得到“盘活”。如有的老企业通过结构型或工程型的减排，在完成自身污染物排放削减量的前提下，还能够有所富余，那么它就可以通过排放权交易将其出售，而一些新建、改建、扩建的企业则可以通过购买老企业的排放权而获得老企业“省出”的这部分环境容量。在这一交易中，新建企业支付的“对价”可以作为对老企业进行减排投入的经济补偿。通过合理的定价和收益分配机制，将有助于实现在新老企业之间合理分担减排成本。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企业能够有动力去自觉自愿进行减排，并且不断提高减排技术的升级，以期能够取得新的削减量获得利益，从而使整体的污染物排放量得到控制和降低，实现一种良性循环。

　　污染成本趋于最小

　　保护目前已经很吃紧的环境容量，削减污染物排放量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共识，而如何实现利用最小的成本达到最佳的减排效果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在各种手段之中，运用市场机制，通过排放权交易，可以引导减排成本低的企业出售富余的指标获得收益，减排成本高的企业购买指标降低减排成本，从而实现社会污染总成本最小化的目的。

　　以美国为例，1970年，美国的二氧化硫年排放总量在3110万吨左右，通过采用排放权交易等市场手段，到2006年全美二氧化硫年排放总量已经降到了940万吨。而每年用于减排的开支也从每年最高70亿美元，降到了每年仅需15亿美元到30亿美元。

　　在我国一定时期内，工程型减排和结构型减排仍然是能够实现减排目标的重要措施，但是环保减排的潜力应当得到全面和深入的挖掘，要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就需要探索促进环境减排的长效机制。而通过市场化的减排激励和排放约束相结合的方式，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比如有的老企业经过使用大型脱硫设备等手段进行减排之后，能够进一步削减排放量的潜力已经很有限，进一步减排的边际成本极高，此时可以选择向“减排”成本较低的企业购买减排量。这种方式在没有增加排放总量的前提下，大大降低了企业的减排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