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赵恩泽
湖南永州“上访妈妈”唐慧又来了北京。
自她女儿乐乐的案子6月得到湖南省高院的终审判决,已经过去了半年。
6年上访路,让她已经习惯了有什么诉求,首先将目光投向省会长沙,其次投向北京。眼下让她最忧心的两件事,恰好也一件着落在长沙,一件着落在北京。
第一件事,是今年8月湖南省委政法委派出调查组,就她反映过的各方面问题进行调查,表示对错误和违法违纪行为将“依法依规给予严肃处理”,但直到现在,几个月过去了,唐慧还没有收到来自调查组任何形式的联络。
第二件事,则是她女儿乐乐案件中两名被判处死刑的首犯,已经进入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程序,目前还未出结果。唐慧为了“催促”此事进展,专程来了北京,希望能见到该案的主审复核法官,当面陈述意见。她听说被告方家属已经来过最高法院,心里就觉得不踏实,生怕漫漫6年来的成果在已经见到“曙光”的最后一刻被逆转,法律给她的每项权利,她都要用尽,每个机会,她都要抓住。
她已经计划好,等一切结束,就带上女儿乐乐一走了之,远远离开这个伤心地,重新开始生活。但判决一日不执行,她就一日还是那个复仇女神一般的唐慧,追逐着造成她女儿和家庭不幸的所有仇敌。
“你也不能左右法律。同样,法律也不能左右我的心”
6年前,唐慧的女儿乐乐还是个11岁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在被人强奸后,被拐卖并软禁在永州的一家洗浴中心,长达三个月间在暴力的胁迫下卖淫。直到唐慧将她救出来之前,她已经接客100多次,染上终生不治的性病,曾被多人轮奸,患上创伤后应激精神障碍。
很少有媒体见过唐慧的女儿,她至今一见到陌生人还是会畏惧,对男性尤其警觉。在唐慧安排下,她住在亲戚家,隐姓埋名生活在别处。
乐乐刚救回来的时候,会告诉妈妈有人要杀自己全家,特别痛苦的时候胡乱抓自己的头发,半夜常常做噩梦惊醒。她的病无法治愈,一旦疲劳和抵抗力下降时就会复发。
难得见上女儿一面的唐慧,用短信和电话跟她保持联络。“有时候她会从学校突然打电话来,打通了也不说话,就在电话里哭。”唐慧回忆说,“我也不说话,就陪她一起哭。”
为给女儿复仇,唐慧踏上一条漫长的路。
2008年4月,女儿的案件进入公诉程序,有七名被告。其中一人是强奸并拐卖乐乐的首犯,二人为洗浴中心的老板和老板娘,余下四人曾经轮奸乐乐,情节严重。6月6日,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双方当事人均不服并上诉。
案件经历两次发回重审,在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来回审理了三轮共六次,直到2012年的6月5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该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案才算获得最终结果。
终审有两人被判死刑,其余被告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这不是唐慧最想要的结果,她多次对媒体说,“我希望他们都死”。但她对这个结果也表示接受。
“作为一个母亲,我觉得他们这些人当然都该死,他们都符合判处死刑的条款,只不过现在这个法律(主张)可杀可不杀的都不杀。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作为受害人母亲的心肯定希望他们死,哪怕死一千次一万次都不过分。但是,你也不能左右法律。同样,法律也不能左右我的心。就是这样,不能不接受。”她对人民网记者说。
“调查组的结论对我来说很重要”
终审判决下达后两个月,永州市公安局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对唐慧下达劳动教养一年六个月的决定,将她送至湖南株洲的白马垅劳教所。此事引起社会舆论轩然大波。关押唐慧8天后,湖南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经复议撤销了劳教决定,她被释放。
在此期间,湖南省委政法委宣布成立调查组,对唐慧反映的强奸、劳教、“假立功”、洗浴中心老板娘与警界人士关系等五方面问题进行调查。
此前唐慧主张的办案过程中种种渎职枉法行为,因为时过境迁,已经很难通过常规程序追究。调查组的成立让她看到了希望,律师和不少媒体记者也劝她偃旗息鼓,不要再上访,相信省委调查组会“给你一个公正”。
这四个月,唐慧虽然仍在四处奔波,但已不再上访。不过,她也始终没有回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去。
她仍然没有工作,家里靠丈夫在工厂打工的薪水支持,孩子仍与她分居两地。偶尔,她也会去独居的母亲家坐坐。过去曾是老板娘的唐慧忙于做生意,跟母亲的关系有点疏远,但家庭遭遇巨变之后,她觉得,慢慢能跟母亲说上话了。
母亲不识字,唐慧为女儿写的每一份材料和申诉书,母亲都要求一个字一个字念给她听。唐慧在这一点上激烈地拒绝她,两人吵架,哭泣,家里亲戚也都站在母亲一边,不明白唐慧为什么不回应母亲的关心。“他们真的不知道,把那些东西念出来有多痛苦,”唐慧红着眼睛说,“孩子遭遇的事情都必须要写得很详细,我写下来都那么痛苦了,我怎么还可能把它们念出来,念给她听?”
面对镜头或记者的时候,只上到小学三年级的唐慧能够清楚表达自己的意思,偶尔还会冒出一些只有书本杂志上才出现的词汇和说法,态度也自然。但没人说话的时候,她会凝视着一个地方,发很长时间的呆。她只有被搭话或者被提问了才开口,走路时也总走在人背后。
跟记者约好的早晨,唐慧会迟到;要去政府机关或出远门之前,她连续几夜睡不好觉。她不多的朋友都是上访中结识的同伴,在一起说说话当作慰藉。
跟本地许多同龄妇女不一样,唐慧不打牌不打麻将,说自己几乎没有爱好,没有业余生活。“心里特别痛苦的时候”,她就唱歌。这一点女儿随她,曾经爱唱歌跳舞的小姑娘,回来以后性格大变,但有时会在半夜,一个人唱起歌来。
她做了不少努力想回到正常生活中来,上一次的努力是开一个花店。那时,在诸多逐渐成为她朋友的律师和记者劝说下,她已经差不多放弃了上访。但花店还在室内装修阶段,计划就被突如其来的拘留和劳教打断了。
“有一次,胡(益华)律师跟我说过很多,他也劝我,放弃这条路算了。但是那一次我哭得最伤心,我努力想忍住泪水但是忍不住,我放不下。他们不给我劳教的话,我本来决定已经放下了。”
这一次,她则把能否过上正常生活的钥匙,放在他人的手里。
“调查组的结论对我来说很重要,如果能给我一个公平公正,从此以后我不再踏上这一条坎坷的上访之路,我会重新过上生活,带上孩子,远离我的故乡。如果说调查结果不公正的话,也许我的这一生都毁在这里,我放不了。”
“复核下来,我们才能重新开始”
2012年12月23日,唐慧到达北京。
她还有不少事要处理。除了面见最高人民法院接待处的审判员,陈述自己对女儿案件死刑复核的主张和请求以外,她还希望去一趟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大的接待处,因为这两个地方对下级机关的渎职枉法行为都有监督权,可以提起针对性的审查。她现在对这些法律规定已经背得很熟。
她自己的劳动教养国家赔偿程序也正在进行中。11月5日,唐慧向湖南永州市劳教委提出正式书面申请,要求永州市劳教委赔偿精神抚慰金1000元,并要求其书面赔礼道歉。按程序规定,最迟于明年1月5日,永州市劳教委将会对她的申请作出答复。
在她眼里,所有这些事情中,真正有决定性意义的,还是两名被告的死刑能否核准。她如此赤裸裸地追逐对方的死,毫不避忌法律所主张的公平和轻刑主义。律师告诉她,死刑复核的期限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通常都要半年,有的甚至长达几年。
她很着急:“希望最高院能尽快复核下来,因为这是关系到我和女儿重新生活的开始。复核下来了,我们才能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