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７月５日电（记者　李亚红）北京市朝阳区大望京村腾退搬迁过程中，因“零上访、零强拆”得到村民的广泛好评。同时，又由于被贴上“拆迁造富”的标签，“大望京模式”又遭受了质疑。但据记者调查后发现，在撕去简单化标签后，政府部门民本的拆迁理念、过硬的干部作风、系统的保障方案，才是“大望京模式”的核心。

    “拆迁造富”是表象　以民为本是实质

    崔各庄乡大望京村地处首都机场高速沿线，紧邻望京新城，是典型的“城中村”。全村有户籍人口２９９８人，其中居民２１００人，农民８９８人，流动人口总数大约是户籍人口的１７倍。村民刘建华说：“当时从村子的南口走到北口，基本上碰不到一个本村人。”

    庞大的外来人口让出租房屋成为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瓦片经济”也使违建丛生，公共设施不堪重负，脏乱差的环境严重影响村民生活。２００９年５月，大望京作为北京市城乡一体化试点村开始搬迁。仅用２８天时间，近１７００户住宅完成腾退搬迁，“无群体性上访、无强制性腾退、无群众倒后账”。

    然而，更多人关注大望京，是因为“拆迁暴富”，简单理解为村民通过拆迁“跑步进入百万富翁行列”。政府则是通过土地收储赚取利润后再“花钱买稳定”，有人据此认为“大望京模式”无法复制。

    接受记者采访时，崔各庄乡和大望京村的干部村民不认可“拆迁暴富”的说法。对于大望京的和谐拆迁，刘建华等村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不是钱多钱少的事”。他们认为，补偿标准不论是和周边房价比，还是和附近其他地区拆迁标准比，价格都不是很突出。

    ８０岁的大望京村民陈兴泉现在已住进回迁楼房，每月还可以领养老金１１００元，享受城镇医保。他说：“村里政策好，拆迁时征求村民代表、村民意见，干部不独断专行，始终没让开发商占到老百姓的便宜。”

    崔各庄乡副乡长胡振俭说：“与以往的征地建城模式不同，大望京土地升值的利益较多地留在村民和集体经济组织中。政府的土地收益有相当数量返回村集体，按对农民较有利方式回补农民。”

    崔各庄乡党委认为，大望京的村民并非“暴富”，而是他们应得的补偿，城乡一体化推进进程中，农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村民失去了他们耕作的土地，现在连最后剩下的一块宅基地也拿出来了，从此割舍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保障。“农民上几辈下几辈的钱集中一起给，说实话一点不多。”

    “为民”政策要靠“爱民”干部

    盘点大望京的拆迁过程，很多口号、政策耳熟能详：“以维护农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扶持产业、安置就业”“关注民生”“从严监管”等，表面看来与其他地方的拆迁没有两样。是什么力量，让这些并不独特的口号、政策催生出“大望京模式”呢？拆迁中乡村干部作风的与众不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大望京的拆迁并非一帆风顺。２００９年３月，在各种传言中，大望京村也有人酝酿上访。胡振俭说：“第一次入户测量宅基地时，村民不给开门，有的在家门口拴两条狗。”要把好事办好，首先必须取信于民。崔各庄乡党委要求，“腾退工作组做工作时要把村民当兄弟姐妹，当自家拆迁一样，帮村民算账，出主意。”

    腾退过程中，崔各庄乡成立拆迁信访调解部、生活保障部等１０个“工作部”，组成了一站式服务大厅。每个部又分为若干工作组，干部分户包干，挨家挨户反复调查，摸清住宅情况、困难群体、安置期望等“底数”。连续７０多天，工作组每天晚上开会到深夜，各组逐一汇报工作进度。

    “乡里拆迁时不让开发商伸腿，村干部的亲戚也一视同仁，这样大家服气。”陈兴泉说，“乡干部带着计算器和水杯到我家，帮我算账，为村民争取利益。看到干部把我们的事当自己的事，气也就顺了。”

    ２００９年６月７日是大望京第一批腾退的最后期限，乡干部陈宝霞在日记中写道：“晚１０点，村民王宝芝签订了协议，至此第六工作组的所有产权人全部签了腾退协议。”当天深夜１１时３４分，一位村民用相机拍下了乡干部与村民签订协议的场面。接受记者采访时，陈宝霞感慨落泪。

    ９项政策集成拆迁农民“进城套餐”

    采访中记者发现，“大望京模式”在补偿办法、安置就业、医疗养老、转工培训、遗留问题解决等方面并无特别。然而，针对“农民进城”这一系统工程，“大望京模式”集成北京市９项政策措施，制定腾退安置“解决方案”，才是大望京的过人之处。

    针对农民失地后组织化程度进一步下降、容易流入社会成为“无组织”人员问题，崔各庄乡在包括大望京在内的６个腾退搬迁村注册集体所有制公司，让暂时未就业的村民在公司参加学习、培训，让公司成为失地农民由田间走向城市的“缓冲池”。“崔各庄乡正扶持发展绿色休闲、文化创意等产业，为安置农村劳动力就业提供了可靠保障。”胡振俭说。

    拆迁时村集体财务不公开往往会引发干群矛盾，崔各庄乡在腾退搬迁村实行财务派驻制度，聘请市场上有资质的会计公司专业会计，驻村作为独立财务人员，“给村民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

    拆迁让失地农民“进城上楼”容易，获得长久的生活保障难。针对农民就业能力参差不齐、生活缺乏长远保障的问题，崔各庄乡制定政策，将劳动力全部农转工，由乡政府托底安置，在完成职业技能与素质培训后上岗就业。同时，乡村集体经济争取到５万平方米商业面积作为实物补偿，谁来开发谁负责筹建，产权归乡集体经济所有，收益按产权制度改革和乡级统筹既定办法返还村级集体，农民每年享受按股分红。

    有专家认为，“大望京模式”说到底是让村民持久分享城市化中土地增值的收益。胡振俭说，乡政府集成各种政策，保障村民权益，保证了大望京拆迁中不仅无极端、暴力事件发生，而且拆出了锦旗，拆出了民心，拆出了村民的安居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