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滨海高新讯 如果说2010年的股市，哪个板块的话题最多，争议最大，相信非创业板莫属。而创业板的核心问题，当属高市盈率发行。那么进入2011年，发行市盈率节节走高的创业板，风险积聚是否已到极致？有效解决创业板发行市盈率过高的根本途径又是什么？

    今天，中央电视台《财经论剑》特别节目将播出《创业板篇》，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吴晓求、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林义相和《证券日报》常务副总编辑董少鹏等专家将就创业板的高发行市盈率以及制度完善等方面的问题展开辩论。

    创业板

    到底多高的市盈率为宜？

    高价发行、高超募资金、高管创富，创业板目前面临的一切争议，几乎都与创业板的高发行市盈率相关。

    从2009年10月30日，首批28家公司登陆深交所创业板以来，创业板新股的发行市盈率虽然经历过波动，但总体依然呈现节节走高的态势。特别是到了2010年12月份，12只创业板新股平均发行市盈率创下92.06倍的历史纪录。进入2011年之后，1月7日上市的5只新股，平均发行市盈率更是达到93.07倍，再创新高。与发行市盈率节节攀高相对的，是近期创业板新股上市之后在二级市场频频遭遇破发。

    创业板发行市盈率节节攀高，虚火上升，风险积聚是否已到极致？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从创业板的发行市盈率说起。那么，在各路专家眼里，多少倍的发行市盈率才是合理的呢？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认为“没有一个人为的合理市盈率”，因为行业不同。

    对此，他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股票定价和很多因素有关系，首先是跟它的行业成长性有关系；其次与公司本身的管理水平，以及它的战略方向有关系；第三，和股票市场当时的状况有关系。

    “基于这三种看法，我认为它的确没有人为的标准，比如20倍一定是合理市盈率。”吴晓求说。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观点鲜明地亮出了“30倍以下的发行市盈率才是合理的”的观点。

    对“多少倍的市盈率是合适的”这一问题，他以香港和美国那斯达克的市盈率作参照系：纳斯达克过去14年的平均市盈率在16倍左右，区间在12到20倍之间；香港的平均市盈率在12倍左右。中国的创业板和他们不同，因为我们是有门槛的创业板。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称“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在40倍到60倍相对比较合理一些”。

    与此同时，华生对“就个别公司来说没有固定的标准，因为行业和企业都不一样”表示赞同。不过，他同时指出，作为创业板整体来说，考虑我国的现实情况，在目前市场环境下，40倍到60倍的市盈率相对比较健康。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林义相认为应该“视公司和市场的情况10到50倍”，因为创业板公司应该差别很大。

    对于“差别很大”，林义相特意进行了解释：创业板的公司，都是比较小的，有一些走到最后可能会倒闭破产，也有一些可能会做得很大。这样在创业板上市的企业差距就会非常大，因此不能给一个标准的市盈率。

    而论剑现场观众的投票结果显示，认为在20倍以下的观众占到20.6%，在20倍到40倍占到37.4%，在40倍到60倍占到24.3%，认为60倍以上也合适的居然也有17.8%。

    发行制度缺点在哪里？

    在各自亮明观点之后，几位专家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刘纪鹏表示“要向华生和吴晓求各刺一剑”。

    他说，现在有两种思想有必要在理论上给予澄清，一个就是高市盈率发行可以把募集到的钱留给上市公司，如果以低市盈率发行，把钱留给二级市场的股民，是留给了炒家。不赞成这种思想。另一个就是必须要严格审批，严格把好上市关，要出精品，要对得起用高价买股票的股民。所以，就不可能比较大规模的发行，不能实现发行规模市场化；光实现了个股的询价制，没有把发行规模市场化，这是对市场化发行价格的一种误解。

    而对于刘纪鹏所说的“与华生在去年1月份争论过一次，我当时批评前3个月发行的一些现象，华生认为当时的发行制度很好，到今天两人出现这样的差距”的说法，华生急忙澄清说，“刘纪鹏说的‘现在的发行制度很好’不是我本人的观点。”

    他同时进行了解释：新股发行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总的是正确的。不是说把发行价定低了，就对二级市场投资者有好处。实际上那样对他们更不好——发行定价低了，比如20倍的市盈率，上市首日基本上翻个三番，创业板股票翻五六番正常，钱是到了中签者手中，二级市场还是用高价接盘。在这个市场结构下，市场给的是这么高的估值。现在募集的钱好赖是进了上市公司，你买的股票很“实”；如果大部分钱被中签者拿走，上市公司也没有钱，二级市场投资者付出高价，风险更大。

    “三高”现象背后的潜规则

    “刺”完华生，刘纪鹏将“剑”刺向了吴晓求。他问吴晓求：如果连续163个企业以平均70倍以上的市盈率发行，你觉得正常吗？

    对此，吴晓求称，中国的“三高”现象和制度有关系，制度主要是三个层面，第一，我们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高效的退市机制。如果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高效的退市机制，“三高”现象会逐步地下来。第二，跟询价股东有关系。这些股东动员资源的力量非常大，他们通过广泛的资源，来把价格抬高；第三，和供给制度有关系。创业板市场供给量非常小，这种条件下，的确是供求关系来决定价格，所以价格起来了。

    林义相批驳华生“考虑现在的制度安排和创业板企业的状况，给的市盈率高一些，40倍到60倍正常”的观点，认为这“在逻辑里面有一个矛盾”。

    对此，华生表示“现在90多倍、70多倍确实太高”。他称，中国现在客观的经济和市场状况下，如果采取自己建议的制度以后，可以降到40倍到60倍，这就意味着现在创业板上的投资者，必须要承受股价下降一半这样的现实。“所以我认为，他们说的30倍以下，10倍、20倍，意味着在那种措施出来之后，市场要有比较大的浩劫，这不太符合目前的市场实际。”

    财经评论员叶檀称，“有一个东西必须要分开”，就是个别企业的高发行市盈率跟整体市场的高发行市盈率、“三高”是不是一回事？如果普遍的高，一定存在大问题。

    《中国证券报》首席经济分析师卫保川称“非常赞同吴晓求的一些看法”。他表示，现在的报价乃至报价的信息反馈机制，都形成一个利益链条，这个利益链条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一个小的东西。

    “三高”解决之道

    既然高市盈率发行是创业板市场的主要症结所在，那么，采取哪些措施、从哪些制度方面加以完善，才能解决好这一问题呢？

    业界有两种观点颇具一定的代表性：一是尽快推出退市制度，以此对一级市场投资者产生警示作用，从而抑制新股申购环节的非理性；二是适当放宽发行上市审核标准，增加创业板公司数量，即通过增加供给，引导发行市盈率有效回落。同时，还有建议称，尽快完善再融资机制；控制机构在新股发行超募资金部分的提成比例；实施保荐人对上市公司业绩负责制；引入做市商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