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红坐在车上完瓶盖

    中国网·滨海高新讯 红红（化名）瘪着嘴，眼看就要哭了，不只是因为“六一”儿童节没有收到礼物，更因为父亲迟迟没有兑现带她去水上公园的承诺。　

　　张国强（化名）本是河南省驻马店的农民，如今在天津挂甲寺街做环卫工人。每天凌晨4点半，他就要起床干活。昨天（6月1日）早晨，他的动作格外轻，因为只要不弄出响动，就不会吵醒熟睡中的红红。虽然嘴上答应女儿要带她去公园，但他心里很清楚，今天他根本没法休息，也没有多余的钱给孩子买点什么，与其看着孩子又哭又闹，还不如早起悄悄离开。

　　上午10点多，妻子李玉芬（化名）抱着红红，找遍了整个前程里，孩子的哭声整个小区都听得到。眼看躲不过，正在收垃圾的张国强只得放下手里的活儿，从妻子手里抱过泪流满面的红红。见到父亲的那一刻，红红破涕为笑——她以为马上就要去公园了。 

　　李玉芬走的时候急匆匆的，附近的一家饭店里，还有一大堆碗碟等着她洗。看妻子走了，张国强特别无奈，他一把抱起红红放进垃圾车，边干活，边哄孩子。“六一”儿童节到了，别家的孩子都快乐地享受着自己的节日，而红红只能茫然地坐在垃圾车里，孤独地数着身旁成堆的饮料瓶。

　　太孤单 最喜欢到大爷家骑童车 “红红身边缺少同龄小伙伴” 

　　垃圾车上布满污垢，红红站在里面，小手一直乱摸，累了就直接坐在垃圾堆上，在里面乱扒——这些在常人看来很脏的东西，她却玩得很起劲。车前，张国强不断把分拣出来的垃圾倒进车斗里。慢慢地，红红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但这并不影响她的心情。不久，她从垃圾里淘出一个塑料小熊，这让孩子幸福了好一阵子，也暂时忘记了要去水上公园的事。 

　　快到正午的时候，张国强把车拉回了环卫队的宿舍。宿舍由3间狭小的平房组成，大约10平方米的院子里杂陈着各种废品，每次下脚都需要在垃圾中扒出一个窝儿。院子里住着两个工友和张国强的大哥。张国强租住的房子离这里不远，每天中午，他都会让红红来大爷家吃饭。 

　　红红显然对这里很熟悉，一下车就敏捷地钻进屋子。不久，她就骑着一辆儿童车出来，在院子里推着垃圾来回跑。张国强的大哥20年前就到了天津，一直做环卫这一行。平日里，红红除了跟张国强收垃圾外，最喜欢的事就是到大爷家骑童车。“我大哥的孩子都19岁了，红红身边就是缺一个边边大的女孩儿。” 

　　张国强41岁，在生红红前，夫妻俩育有一子，今年已经7岁了。大儿子上学之前，红红每天还可以跟哥哥一起玩。自从一年前张国强的儿子上学后，红红就一直独来独往，除了偶尔会跟楼群里的孩子打逗外，她从没结识过一个同龄的女伴儿。“她总说要上学，可能是觉得自己一个人太闷。”儿童节的到来，让红红的这种孤独感变得更加明显。吃完饭，红红死死抓住父亲的手，一直往门外拖，嘴里喊着要去公园。面对女儿的哀求，张国强很无奈，当他再次甩开孩子的时候，一阵哭声从宿舍大院传了出来。“爸爸下午就带你去！”留下一句话，他又去上班了。 

　　为省钱 衣服文具都是街坊送的 “公园不要钱，抽空带她去玩” 

　　小区里人来人往，不少孩子都在享受自己的节日。鲜亮的衣服、精美的礼品、成串的气球……望着孩子们脸上满足的笑容，张国强无奈地摇了摇头。“我和媳妇俩人一个月顶多能赚2000块，租房350块，儿子上学一年3000块，这还不算吃饭的钱。”一个月下来，收支可以说是“嘴顶嘴”。张国强说，在这种境况下，孩子只能“贱养”，别说儿童节，任何一个节日，两个孩子都没有新衣服，更别说礼物。7年来，两个孩子的衣服和文具，都是小区里街坊给的，逢年过节，家里顶多是多炒几个荤菜，一家人一起看看春晚。“水上公园不要钱，我就是想抽空带红红去玩玩。” 

　　相对于哥哥，红红的情感更为脆弱，对父母的依赖也更强烈。长期缺乏玩伴，让孩子稚嫩的脸上时常缺少笑容。张国强并非没有留意到这些，但他能做的毕竟非常有限。为了能多陪陪红红，他经常把孩子带在身边。红红头发很短，脚上蹬着一双男式篮球鞋。如果身上没有穿着红裙子，很少有人能看出她是个小女孩。“为了省事，我给她剃了个‘二茬’，早晨起来洗洗就走，不用扎小辫。” 

　　入托难 加把劲给孩子挤出学费 “再忍忍，6月底就上幼儿园” 

　　下午两点半，张国强手头的活儿干得差不多了。当记者问起去公园的事儿，他尴尬地笑了笑，说让妻子早点回家，这样他好早退。“我等4点半再带她去水上公园吧。”由于妻子没下班，张国强想再等等。事实上，妻子多干一个小时，就能多赚一些钱。对于他们一家来说，是否能陪孩子过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得多攒些钱。 

　　尽管过得很拮据，但与以前在老家种地相比，张国强更愿意拖家带口地在城里捡垃圾。“你们不会明白，种地特别不省心，而且受累不讨好，有活儿干，也不见得赚得着钱，可捡垃圾不一样，一完活就拿钱！”刚到天津时，夫妇俩在北辰区捡垃圾，但并不属于“正规军”。4年前，在哥哥的介绍下，夫妇俩搬到河西区，张国强正式到环卫队工作。那一年，李玉芬刚刚生下红红，多了一张嘴的张家，需要更多的钱来养育孩子。 

　　红红出生于2006年8月，如今已经快四岁了。别的孩子都是三岁上幼儿园，可红红至今还没入园。去年，就因为人太多，没能给孩子报上名，今年又赶上“金猪宝宝”扎堆儿入托，报名竞争更激烈。而像红红这样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入托难”的情况下就显得更加无助。 

　　“再让红红忍一个月，6月底就给她办手续，到下瓦房上幼儿园。”张国强觉得，以自己的条件，与其在儿童节带孩子“挥霍”一把，还不如省下钱让红红早点进幼儿园，早些结束孤独的生活。张国强说，如果让红红上幼儿园，每月至少要交五六百元，眼下，他和李玉芬还得加把劲，才能给孩子挤出学费。 

　　下午4点半，张国强的妻子还没有下班。最终，他放弃了带红红去水上公园的念头。孩子这个简单的愿望，再一次落空，也许，要等到下一个“六一”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