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高作喜展示他的警察证

　　■ 核心提示

　　41岁的高作喜，是呼伦贝尔市公安局大兴安岭农垦分局民警。

　　两年前的一个夜晚，高作喜在分局值班室，被6个人“包围”，其中4人是民警。高作喜被扎了针，等他醒来，发现身在千里外的精神病院。

　　回忆此前事，他认为自己“落入一个设好的局”。似乎从自己出警被打起，一切都偏离了轨道。

　　两年来，他坚持向“设局”者讨说法。目前，呼伦贝尔市检察院已立案调查。

　　边看着电视，高作喜边跟邓毅聊着天。

　　这是2007年12月10日晚，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公安局大兴安岭农垦公安分局(下称农垦分局)值班室。

　　高作喜是农垦分局下辖东方红派出所民警，邓毅是分局法制大队队长。

　　他们有一搭没一搭聊着。按局领导安排，高作喜晚上就住在值班室。

　　与此同时，二楼会议室，正召开局领导会议。参会者有局长徐晨铭、副局长张强、李宝全等。

　　“焦点访谈”结束了，高作喜去旁边小卖部买了洗漱用品，邓毅陪着他。

　　回来时，他喜欢的电视剧要开始了，高作喜盘腿坐在床上，邓毅坐在椅子上。

　　此时，二楼的会议接近尾声。结论是一个字：送。

　　8点刚过，一楼值班室里，剧情开始前又插广告，高作喜说，广告真多。话音刚落，啪，值班室的门被撞开了，咚一声弹在墙上。

　　4名民警和两个陌生人进来，一名民警看了高作喜一眼，说：“开始吧！”

　　高作喜正困惑，六人冲上前，两人扭住了他的胳膊，两人抱腿，一人抱头。另一人拿出注射器扎入他体内。

　　惊慌中，高作喜隐约注意到，大队长邓毅一直坐着没动。

　　有个念头瞬间清晰，他觉得自己落入了一个局。

　　不过，药液注入，他很快失去了意识。

　　被殴的“高大虎”

　　4年前，人高马大的民警“高大虎”被围殴了。打人者“逍遥”，高作喜告状

　　时间回到2005年。

　　那一年，民警高作喜被围殴了。

　　在被打前，高作喜很有威名，有个绰号，叫高大虎。

　　东方红派出所60岁的治安员叶成江说，高作喜人高马大，办案正直不讲情面，东方红农场十里八里的小偷小摸都怕他，因此得名。

　　2005年6月14日晚，派出所接到有人闹事的报警，高大虎与同事张振勇出警。后来，张带了两个人回所里问讯，高作喜独自留在现场。但随后来了一拨人，“高大虎”被围殴了。

　　高作喜回忆称，过程中他先后四次拨打分局的值班电话，没有等来同事的支援。打人者走后，高作喜住进了医院。

　　次日，副所长王君利与张振勇到医院看望。王副所长说，所里人手不够，你住一天院就得上班。

　　高作喜没有听领导的话。医生认为他有轻微脑震荡，他在医院住了9天。

　　出院后，高作喜找到所长马春生，要求报医药费，并追究肇事者责任。马所长说，追究肇事者，归分局管。

　　高作喜又找到时任分局政委韩金桩，韩认为，这是治安案件，还是应由派出所领导处理。

　　在高作喜看来，所领导与局领导是在“踢皮球”。这让他非常窝火。

　　高作喜的同事叶成江说，那段时间，常看到高作喜愁眉不展、喝闷酒。老叶认为，警察被打，本身就是件窝火的事，何况“高大虎”又是个很要面子的人。

　　现任巴彦派出所所长的马春生告诉记者，如认为袭警者涉嫌妨害公务罪，应由检察院立案批捕，但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自治旗检察院不立案。

　　被打一个多月后，高作喜又找到韩金桩。双方交谈不悦。

　　高作喜称，当时他提出，再不解决问题，他只能到市局去反映；韩说，你愿到哪告到哪告。

　　这话未得到韩金桩证实。

　　可以证实的是，高作喜的告状路，开始了。

　　抑郁的访民

　　事情私了了，但高作喜觉得跟领导“过节”没了，受到排挤，他不停举报

　　2005年8月底，高作喜得到了一个让他满意的回复。

　　呼伦贝尔市公安局局长高苏和批示：这是近年来唯一的一起民警在执法中被打案件，要从强化执法力度、维护民警权益的角度，查明此案。

　　很快，农垦分局成立了专案组。2005年9月9日，带头打人者何四民被刑拘。

　　高作喜说，接下来的发展让他意外。

　　他说，所长马春生希望此事能私了，“马所说，人都刑拘了，再追究有啥意思。”高作喜称，他没答应，所长威胁他“警察不想干了”，他顶了一句“你吹牛皮”。

　　对此情节，马春生说，他并没威胁高。他认为，既然高受伤并不重，不必纠缠于此。他认为高一直纠缠，只是为得更多赔偿。

　　不过，他称“私了”不是他的意见，是上级领导指示。马春生说，检察院领导也多次要他们做做高的思想工作。此情节，未得莫力达瓦自治旗检察院证实。

　　高作喜称，后来分局领导也多次找他，希望他“私了”了事。这让他感觉压力越来越大。后来他答应了。

　　在莫力达瓦自治旗检察院工作人员公证下，2005年9月15日，高作喜与何四民的哥哥何爱民达成协议，何家赔1.3万元医药费，高不再追究袭警一事。

　　不过，事情并未就此结束。

　　高作喜感觉受到了正副所长排挤，陷入孤立。开会没人喊他了，聚会活动也不通知他，甚至也没人给他派工作了。他认为，这与他曾向分局反映所长逼他私了之事有关。

　　马春生后来说，他不曾排挤高作喜，可能有时言语上有过激。他说他与袭警者并无瓜葛，不是高“怀疑的那样”。

　　高作喜的同事叶成江说，东方红派出所民警不足10人，当时大家都知道高作喜与所长们有矛盾，没人敢理他。

　　高作喜的妻子窦艳敏称，高作喜从被打起就陷入抑郁状态，每天睡眠很少。高说自己的安全都保证不了，何以保障家人的安全。

　　2005年7月8日，高作喜被北京协和医院诊断处于抑郁、焦虑状态。

　　当年10月起，高作喜开始给市、自治区及公安部写信，举报自己被袭被要求私了之事，并称遭到所长排挤产生抑郁。

　　民警高作喜，正式成为了一名访民。

　　被激化的矛盾

　　副局长说，越级上访是“严禁”的，但“我们的警察”坚持越级上访，这让局领导十分恼火

　　高作喜有做记录的习惯。一些谈话他会录音，他还记备忘录。

　　2006年3月26日，分局局长徐晨铭到所里调解他与所长的矛盾。高作喜的备忘录里记着，局长答应让马、王两名所长公开道歉。

　　徐晨铭后来对记者说，高作喜称马、王排挤他，让他患上抑郁症、糖尿病，需补偿，“但这没有道理”。他说，没有证据证明马和王违法违纪，并且两人当着他的面给高作喜赔礼道歉了。

　　马春生与王君利也称，已向高作喜道歉。

　　不过，高作喜否认。

　　他称，他们不但没道歉，还威胁他不要再告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