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残疾人工作无碍生活有爱 “安全感和归属感很重要”

　　创美助残基地在14个社区建立就业站方便残疾人就近就业。

　　杨雁琴（左二）把自己的家改造成红娘站，每天上门找姻缘的家长络绎不绝。

　　2022年12月13日讯：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可能失去了双腿，眼睛不能视物，微笑而不能发声，也可能因为智力障碍，需要一些时间才能理解他人的话语……但他们有凤凰涅槃的勇毅、重塑生命的顽强，他们可能站在更低的起点，却在不断追寻更高的目标。

　　12月3日，是第31个国际残疾人日。记者来到本市助残基地，走进红娘之家，深入残疾人群体，了解他们在求职、工作和婚恋中遭遇的问题和瓶颈，探寻破解之法。

　　“安全感和归属感很重要”

　　大峰（化名）今年44岁，是一位听障人士。2015年，在家做了3年“奶爸”之后，他决定重返社会找一份工作。但美好的愿望与现实的落差非常大，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后，直到2020年8月，他接到本市创美助残基地（以下简称创美）主动打来的招聘电话后，才实现了他的就业心愿，始终悬在他和家人心头的这件事儿落定了。

　　“这5年，我应聘的企业差不多有几十家了，常常是投过简历之后，在面试时就被刷了下来。”提起自己求职碰壁的经历，大峰非常无奈，“我虽然有听力障碍，但靠助听器与人沟通交流基本没有问题，所以在简历中也不会特别注明。”然而，在面试时，大峰还是一次次被看出“端倪”。“因为每个人说话的语速不同，音量大小也不一样，有些话听不清，我会请面试官重说一遍，几次下来对方就会发现我的听力问题，之后我面对的几乎都是委婉的拒绝。”大峰回想起那时的求职经历时叹气地说。

　　其实，近年来为了扩大残疾人就业、鼓励企业聘用残疾人，政府陆续推出了不少优惠和扶植政策。但记者采访发现，在普通企业就业的残疾人流动性比较大，很难稳定下来。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企业环境是影响残疾人就业的首要问题，这里包括硬件设施和软环境两个方面。其根源还是企业对残疾人的需求不甚了解。”创美负责人翟震刚告诉记者，残疾人在就业时面临的困难不尽相同：比如一些肢体残疾人，可能面临企业无障碍通道不足、活动范围受限制的情况，如果没有无障碍卫生间，他们如厕会很困难，甚至无法坚持8小时工作；对于一些听力残疾人，则往往会因为人际沟通不畅而令他们产生误解，由此渐生的孤独感让他们很难融入工作的群体。

　　阿健（化名）从小失聪，2018年大学毕业后，入职创美的动漫部门，成为一名绘图师，工作3年成绩突出、进步很大。建立信心之后，阿健打算到社会上去闯一闯，寻求更大的发展。2021年，他选择辞职；然而在外漂泊一年之后，他又回到了创美。翟震刚告诉记者：“不少人觉得有听力残疾的人，只要能明白别人说什么、会写字，就没有沟通问题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在语序和语气上的运用往往与健全人的习惯不同，说出来的话甚至在电脑上打出来的字容易给人直来直去或态度强硬的印象。也正因如此，有人会觉得他们脾气倔，不好相处。”其实，他们的内心是非常敏感的，会敏锐地捕捉到对方一些很小的情绪变化。如果一些小误会没有及时消除，就会在残疾人的心里埋下不信任的种子，甚至让他们感觉受到歧视。“失去了安全感和归属感，残疾人很难在一个企业长期安心地工作下去。”翟震刚表示。

　　“打通残疾人的就业路”

　　残疾人就业的另一个难题是在通勤路上。创美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大多数有较重肢体残疾和视力残疾的人愿意选择就近就业或居家就业。“我们在招聘中，会了解到他们面临的问题。比如，大部分公交车在改为电动车之后，缺少轮椅升降坡道；地铁站虽然设有无障碍电梯，但是仍然有一些台阶形成障碍，或者需要联系工作人员才能使用。此外，盲道被挤占也是视力残疾人常会遇到的问题，这些都成了残疾人走出家门的一个坎儿。”这位负责人表示。

　　有什么办法能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创美探索的“分散就业+集中管理”模式是一种有益的尝试。翟震刚以他们尝试开设的盲人按摩店举例：目前有7家店，共有40位盲人技师，为方便他们上班，技师的宿舍就安排在按摩店周边。“除了店内的工作，我们与一些有需求的企业对接，以劳务派遣的方式，组织盲人按摩技师提供上门按摩服务，车接车送。这样，对于盲人来说，既解决了他们通勤的难题，也扩展了业务范围，获得了更多的工作和薪酬；而对企业来说，既给员工提供了健康福利，同时又为残疾人提供了工作岗位，履行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可谓双赢。”翟震刚告诉记者。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今年天津市启动了“残疾人就业宣传年活动”，7月还出台了《天津市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其中特别提到要“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培育发展壮大助残社会组织，形成残疾人就业支持骨干力量”。

　　对此，翟震刚表示，相对于普通企业来说，助残社会组织的确对残疾人的需求更了解，服务更精准。“我们也是在摸索中不断进步，最初与西青区政府和区残联合作的时候，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残疾人能做什么，也不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我们是从最基础的保洁服务做起。后来通过大量的调查走访，我们成功对接企业需求和残疾人的技能，逐步拓展到了如今的档案整理、企业绿植养护，以及动漫绘制等多项业务。”特别是最近两年，和法院、检察院、银行等单位合作，以劳务派遣的方式组织聋哑人团队承担了一系列档案、财务文件的整理归档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合作单位也表示，他们从中受到了启发，找到了非常适合残疾人的工作岗位。”

　　翟震刚表示，目前天津市残疾人能够实现集中就业的企业还是太少了，希望在《天津市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带动下，有更多的社会力量能够加入进来，一起出谋划策，打通残疾人的就业路。”

　　“每个人都有追寻幸福的权利”

　　最近，张阿姨有点担心。她的儿子小哲（化名）今年23岁，是一名智力四级残疾人。随着年纪的增长，张阿姨发现儿子开始有了谈恋爱的念头。

　　在张阿姨的眼里，小哲有一些小缺点：比如自理能力差，待人接物时，要是遇到点儿复杂的人和事儿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2019年，小哲找到了工作，在一家孤独症儿童托管机构当助教，负责辅助老师教学、维持课堂秩序等。“在工作之前，小哲的状态并不好，沉迷于游戏，兴趣狭窄。我原来对他的要求特别低，只希望有一天如果我们都不在了，他能养活自己，吃上一顿饱饭。上班之后，他变化很大，跟老师们还有孤独症孩子们相处得非常好，我们心里的这块石头落了地。但是对成家这件事儿，我从来不敢想。”张阿姨坦言。忽然有一天，当她发现儿子在QQ上和一位女网友聊得热火朝天时，感到非常纳闷。张阿姨一问才知道，孩子居然在“网恋”。“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你跟人家说你是‘智力四级’了么，你可别骗人家姑娘呀！紧接着，我又感到有点害怕，赶紧问孩子，你知道什么是谈恋爱吗？对方有没有跟你要钱？”张阿姨对记者说，“孩子告诉我对方知道他的情况却并不嫌弃的时候，我挺矛盾的，既希望孩子能有个家，同时又怕他受到伤害。”

　　孩子的婚恋问题是每个家庭的大事，而对许多残疾人来说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杨雁琴今年60岁了，做公益红娘已经30年了。10年前，她把自己的家改造成了公益红娘站，慕名而来找她牵线搭桥的人越来越多，这其中就有不少残疾人。现在，杨雁琴的残疾人婚恋群里有300多名正在寻找另一半的残疾人，他们都亲切地称呼杨雁琴为“杨姨”。

　　杨姐红娘站成立以来，总共举办了104场相亲会，促成了400多对新人，但是其中针对残疾人的相亲会仅有15场，促成的姻缘有十四五对，这个数字在杨雁琴的眼里真是差得太远了。杨雁琴对记者说：“不是不想办残疾人相亲会，而是资源不足。在给残疾人介绍对象的时候，常常会遇上这样的情况，说了一个又一个，都是人家之前见过的。我那个300人的群，几乎就是现在市内六区有成家意愿的适龄残疾人的‘大本营’了。圈子就这么大，而且在我的资料库里，登记的残疾人男女比例是3比1，非常不平衡。”

　　婚姻不只是两个人的事，更是两个家庭的选择，这句话在残疾人群体中的分量明显更重一些。这些年，杨雁琴接触了许多残疾人家庭，孩子们自立自强的故事让她感动，但同时她也从中看到了残疾人婚恋面临的一些问题。“人们可能想不到，在残疾人相亲过程中，被父母棒打鸳鸯的情况或许更多。”提起这一点，杨雁琴觉得非常可惜。每个孩子在父母的心中都是块宝，尤其是一些肢体残疾的孩子，通过自身努力甚至能撑起整个家，他们在父母心中更加难能可贵，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常常是孩子没把对方的身体缺陷当回事，做父母的却不能接受，坚持认为自己的孩子值得找到更好的。“这些孩子知道父母养育自己的辛苦，非常孝顺，大多会遵从长辈的意愿而选择分手。”杨雁琴表示，“不可否认，家长考虑得可能更多，不希望孩子成家后反而加重生活的负担。但我也总会劝慰这些父母，可以把忧心的问题摆出来，但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子。”

　　影响残疾人婚恋的还有地域问题。“许多家长都希望把孩子放在眼前，别说跨省市相亲了，稍远一点的区都不愿意去。”杨雁琴说，“随着交通越来越便利，不少家长的坚持有了松动。这样也能大大拓宽孩子们的选择范围，让他们更有希望找到适合的另一半。”

　　记者手记：

　　“成家”“立业”可以说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人生大事，对于残疾人来说，他们选择走向社会、选择追求自己的幸福，需要更多的坚强和勇气，要跨过更多的沟沟坎坎。

　　在采访中，“90后”听障女孩小静（化名）的一番话让记者印象深刻。她说：“我们不需要怜悯的眼光，只要平等的对待。”的确，他人的不了解，可能是残疾人融入社会的最大障碍之一，还好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和爱心人士愿意帮助更多人打破这种“不了解”，帮助残疾人在工作和生活中实现更多的可能性。希望更多的理解和包容能够让残疾人工作无碍、生活有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