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实是如此的残忍？清末天津教案，曾国藩的无奈应验

　　历史不忍细读，我认为有两层意思。最简单的一层，指的是那些每逢天灾时“人相食、易子而食”的地狱情节；更深的一层，则是带给我们观念上的冲击。

　　比如，真实的历史并不是一些朋友理解的“非黑即白”，更多的则是黑白混淆、对错相间。在特定时代大潮的裹挟下，受知识、眼界的局限，往往会出现人们以为自己干了好事、实际上却推动了局面恶化的情况；而最终面对代价时，却因为实力不济、力量跟不上期待，只能“打脱牙和血吞”，这种透彻骨髓的无能为力更加令人绝望。

　　比如清朝晚期的“天津教案”。对于这起让大清朝野颜面无存、晚清名臣曾国藩名声尽毁的事件，可以用这八个字来形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中国古代大部分时期，对于外来宗教都持包容态度。从明末至清朝康熙年间，西方的天主教在中华大地发展得风生水起，巅峰时信徒多达数十万。但其教义跟儒家传统理念格格不入，比如尊上帝、不敬先辈，不讲究男女授受不亲的概念等，引起了统治者及士大夫阶层的反感，到了乾隆年间被取缔。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军队、商人、资本得以光明正大的入华，随之而来的还有大量的传教士，毕竟从思想上影响、控制一个民族，向来是西方人最擅长的套路。一时间，各大列强修建的天主教堂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华大地拔地而起。

　　当然，对于西方教会咱们不能一棒子打死。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医疗、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积极事物。对于蒙昧蔽塞的清王朝而言，不失为一种最便捷的了解世界的窗口。但由于一些西方列强的强横态度、清廷的职能缺位，加上民间对西方的普遍仇视、对新事物的误解，各地陆续发生了许多纠纷，甚至造成了财产、人员伤亡。每每遇到这种情况，不敢得罪列强的清朝官员往往息事宁人，反而激发了更强烈的反弹。

　　公元1870年（同治九年），在天津发生了一起性质尤为恶劣的事件，几乎将“八国联军侵华”事件提前。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势力进入天津，英、法、美、俄等国陆续在这里修建起领事馆、教堂等，其中以法国的尤为气派。

　　1869年，法国人在天津三岔河口地区的狮子林桥旁修建起了一座三层高的教堂，名为圣母得胜堂，但民间习惯称其为“望海楼教堂”。这座教堂气势雄伟、装修华丽，在各国教堂中首屈一指，一旁还设立了收留孤儿的育婴堂；而在教堂不远处，就是法国的领事馆。

　　这里地处繁华、人流如织，加上听闻外国人乐善好施，很多无家可归的流民、无所事事的混混纷纷聚集到附近，寄希望于碰上好运气。

　　西方人在公共场合素来爱静，更何况是庄严肃穆的教堂。因此，除了时不时传出的祈祷、唱诗声响外，大多数时间这里大门紧闭、极为安静，一旁的育婴堂则更为静谧。在习惯与热闹场面的国人看来，这样的场面显得太过于“诡异”。

　　这年初夏，天津连续发生多起儿童失踪事件。巧合的是，由于天气炎热、滋生瘟疫，法国育婴堂里的中国孤儿夭折了三四十个。而法国人的处理方式，是把这些尸体用白布裹起来，在夜间送到野外埋葬，这一幕被睡在附近的流民尽收眼底。

　　不幸的是，这些尸体埋得过浅，发生了好几起被野狗刨出、吃掉内脏的悲惨事件。再加上当地早就流传洋人喜欢挖小孩心脏、眼睛，用来做药治病，甚至有人信誓旦旦声称，自己在教堂亲眼看到了好几缸眼珠子、内脏。

　　这几件事关联起来，让当地百姓越发相信这样一个阴谋：洋鬼子以传教为名，诱骗、绑架小孩子，然后挖掉眼睛、内脏，然后半夜里把尸体偷偷运到城外埋掉，以掩人耳目。

　　5月，一个名叫武兰珍的疑似人贩子被当地人抓获，其后扭送到了一个以“劫富济贫”为旗号的民间组织水火会。在这些人的威吓下，武兰珍信口胡诌，声称望海楼教堂的中国教众王三私下给自己迷药，让自己诱骗小孩子送进教堂，然后供对方挖取眼睛、内脏，甚至连双方交接所在的铁门都说得有鼻子有眼。

　　眼见传言成真，众人群情激奋，数百号人浩浩荡荡压着武兰珍来到天津知府报案。迫于压力，第二天，天津府知府张光藻、天津县知县刘杰一行带着武兰珍前去望海楼教堂与洋人对峙，身后跟尾随着数千百姓。

　　然而，经过对质查验发现，教堂内的传教士、教徒、工作人员一共二十人，没有一个是所谓的“王三”，同时，教堂也不存在铁门、只有木门。武兰珍的谎言被戳穿，尴尬无比的刘杰只好道歉。

　　随后他们告诉那些围观群众：武兰珍胡说八道，教堂里并没有王三。但出于对清廷的不信任、对洋人的愤恨，外面聚集的民众并不相信这一说辞，甚至认为是这些狗官包庇外国人。

　　群情激奋之下，现场骂声震天，人们纷纷向教堂扔石块、垃圾，这一架势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聚集，数量多达上万。这里面有真正义愤填膺的百姓，也有热闹不嫌事大流民，更有为数不少试图趁火打劫的不法分子。在一些人的煽动下，现场局势越来越紧张，以至于剑拔弩张。

　　为了避免形势失控，刘杰带着衙门官兵在现场解释、驱赶，但一时间无济于事。而附近的法国驻天津总领事丰大业也被这一嘈杂局面惊动，此人对中国人极端鄙视，向来主张强硬镇压反法民众。眼下他见到教堂、育婴堂被包围，更是气不打一处来，立即去找平日里负责与外国人交涉的清廷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勒令他派洋枪队前去镇压。

　　崇厚此人向来对外国人有求必应，此时他已经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本就计划派人前去镇压。但眼见丰大业的语气非常不客气、就像训下属一样对待自己，崇厚一时气愤，故意拖延不办。恼羞成怒的丰大业竟然拔枪射击，打碎了崇厚府上的花瓶，其后气势汹汹地赶往教堂。

　　在半路上，丰大业遇上了正在调解的刘杰，俩人一言不合、破口对骂，嚣张的丰大业再度开抢，这次击中了刘杰的侄子刘七。

　　一旁的百姓看到这一局面，有人高呼：“洋鬼子开枪杀人了！”原本就怒火中烧的群众瞬间爆发，丰大业和他的秘书当场被乱拳打死。

　　愤怒一旦释放，就像洪水冲破大堤一样，一发而不可收拾。被仇恨裹挟的人们彻底失去了理智，他们冲进望海楼教堂，见人就打、见物就砸，其后点起一把火，把这座雄伟壮丽的教堂焚毁；随后，大火蔓延到育婴堂，上百名儿童惊慌逃出，那些病重在床的孩子则被活活烧死。同时，育婴堂内的修女也被愤怒的人群杀害。

　　紧接着，人们一不做二不休，跑到附近的法国总领馆一番打砸烧，附近的英、美、西、俄等列强的公馆、教堂也被波及。同时，人群中混杂的一些歹徒甚至趁机杀害路过的无辜外国游客，其后抢夺财物、把尸体扔到河里。

　　恶气是出了，但马上要面临由其带来的后果。

　　这起事件，共有9名法国人、3名俄国人、2名比利时人、英美各一人被杀，另外还有几十个中国教众、工作人员，创造了民间中外冲突的新纪录。消息传出，那些在天津派驻了人员的西方国家悉数为之震动，纷纷派员前来调查情况。欧洲传统豪强法国更是感觉遭到了奇耻大辱，他们把远东的三艘军舰调来大沽口外，扬言要把天津化为一片焦土。

　　面对这一局面，被两次鸦片战争打得痛不欲生的清廷极为忧虑，慈禧太后派时任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去收拾残局。

　　那时的曾国藩正如日中天。过去的近二十年间，面对来自各方面的阻碍、干扰，他几乎以一己之力组建湘军，平定了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被称为力挽狂澜的中兴之臣。随后他开设金陵官书局，印刷经史书籍以及西方科技著作；创建江南制造总局，制第一艘国产轮船，启动洋务运动。其后虽然亲自平定捻军失败，但弟子李鸿章按照他的河防之策最终完成了任务。1868年，他被授为武英殿大学士；12月抵达北京上任直隶总督之职，并拜见慈禧太后与同治皇帝，

　　在接到慈禧的命令前，曾国藩已因眼病加重请假休养，甚至已经让李鸿章帮他运来了做棺材的木头。但天津教案的消息传来，他深知此事若处理不当，极有可能重演两次鸦片战争那样的严重后果，于是决心抱病前往。

　　慈禧的圣旨中已经给处理这次事件定了方向：“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即，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一事件。

　　这也是唯一选项，毕竟当时的满清压根没有硬碰硬的底气与实力。曾国藩本人身处官场30年，见识过鸦片战争中洋人的强悍、清军的腐朽脆弱；十余年的戎马生涯，他对西方的军事技术更是深有感触。他在江南积极推动洋务运动，目的就是要徐图自强、在将来与洋人一争高下。

　　而在当前只有一条路：打脱牙和血吞。这也是他在之前的军旅生涯中的生存之道。

　　在赶往天津后，曾国藩很快弄清了实际情况。

　　第一，动乱消停后，当地官员进入望海楼教堂废墟仔细查看，压根没发现所谓的眼睛、内脏；

　　第二，据那些从育婴堂逃出的孤儿称，进入育婴堂后，洋人对他们很好，给吃的、喝的、穿的，生病了也会得到治疗，生活比外面流浪好无数倍。只不过会逼他们读圣经、信天主教，并且要向外国人效忠，不听从的话会被打。

　　第三，所谓的王三确有其人，而且确实是一个人贩子，不过是他个人的行为，跟外国人和教会无关。

　　也就是说，西方传教士试图把这些孤儿洗脑为亲洋派，但拐卖儿童、摘取器官的传言实属子虚乌有。这就意味着，百姓围攻望海楼教堂于理站不住脚。至于丰大业开枪杀人，按理只能一命抵一命，怎么能祸及其他外国人？

　　但万事有果必有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天津百姓之所以如此激愤，固然有不法分子趁浑水摸鱼、推波助澜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出于对西方列强欺辱的愤恨，这只是弱者的一种反抗方式。

　　因此，曾国藩起初的方案是：对于被祸及的英美俄等国，以误伤为由诚恳道歉、赔偿损失，以此拆掉法国纠集的联盟，再跟其一对一谈判，以最小代价解决此事。

　　但他的计划并没有奏效，从北京赶往天津的法国公使罗淑亚提出了以下要求：修复被损坏的教堂；厚葬丰大业；处死有主谋嫌疑的天津道员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赔偿50万两白银；诛杀所有暴乱凶手。否则的话，将联合英国舰队炸平天津、轰塌紫禁城！

　　面对对方这些蛮横要求、赤裸裸的威胁，曾国藩勃然大怒、表示拒不接受；但据崇厚透露，俄、美都已表态要全力支持英、法，这让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痛结果深有感触的曾国藩不得不冷静下来。

　　没多久，大沽口水师传来急报：大沽口外的洋人军舰已经增加到了九艘，而且全部严阵以待。

　　此时的曾国藩明白，眼前只有忍气吞声、委曲求全一条路。但在上述条件中，诛杀朝廷命官他是万万不能接受的，毕竟这涉及到国法与尊严。

　　最终，曾国藩决定最后处死带头杀人的16人、缓刑4人，充军流放25人，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东北，崇厚带使团前去法国道歉，另赔偿外国人损失49万两白银。

　　而此时的法国，实际上正积极筹备与普鲁士的大战，因此也急于了结在中国的这件头疼事，罗淑亚接受这一条件后急忙赶回了北京。

　　而当曾国藩正为自己帮助国家和百姓免除了一场灾难而高兴时，却不知他自己已经跌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曾国藩的和谈条件传出，全国各地群情激奋，之前还被士子们视为人生偶像的他，瞬间沦为了汉奸、卖国贼、民族败类，甚至连他为湖南会馆亲笔所写的门匾也被人踩成了碎片；无数封声讨信从全国寄往天津，个个指名道姓痛骂曾国藩。

　　鉴于民怨鼎沸，心力交瘁的曾国藩病情加重，朝廷让李鸿章接接手此案。“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的他，在回到两江总督任上处理完刺马案，一年多后去世。

　　曾国藩对天津教案的处理方式错了吗？于情也许难以接受，但于理、于实力而言，这是他唯一的选项。国家意志是需要相应的实力为支撑的，那时的满清刚刚平定南方的太平天国、北方的捻军，而左宗棠正在西北应对回乱，国家实力虚弱、白费殆尽；而清廷各级政府腐败不堪，官员尸位素餐，无数老百姓流离失所，社会矛盾日渐激化；朝廷里垂帘听政的慈禧醉心于权术，对如何自强毫无兴趣；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推动的洋务运动刚刚起步，这个时候跟英法硬碰硬？结果不难想象。

　　更何况，之所以发生天津教案，满清朝廷的昏庸无能要负首要责任，面对之前层出不穷的同类事件，各级官员处理混乱，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而面对西方新事物，当时老百姓的极端排外态度，也值得深刻反省。